曾发出惊天一问、惊动中央的少年被判十年

来源:狂刀

1、19岁少年爆文《中国向何处去》,惊动中央,被判10年

1968年,一篇名字叫《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火爆湖南,最后传到了湖南省革委会的省级干部手里,很快,文章被报送到了中央文革。

康生看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还断言:我有一个感觉,他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而江青说得更直接:那个什么‘夺军权战斗队’,让它见鬼去吧!

写这篇爆款10万+文章的作者,19岁,名字叫杨曦光,是一名革命小将,属于当时的一个造反派组织“夺军权战斗队”。而那篇爆款大字报《中国向何处去?》之所以引起如此大的反响,原因是文章主张中国实行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政体。

随后,高中生,19岁的杨曦光被“钦点”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关押了一年多,从拘留转为正式逮捕,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押送到岳阳洞庭湖边的建新劳改农场进行劳动改造。

杨曦光,1948年10月6日出生于吉林,成长于湖南长沙,家有兄妹4人,排行第2。杨曦光的祖父是地主,在乡下开办学堂,受过严格的儒家教育,清末的兴洋学运动中,他还进过洋学堂,杨曦光的父辈从小也受过儒学教育。

杨曦光的父母都于1938年参加革命,解放后,杨父是湖南省委的高级干部,在1959年因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反对大跃进、公共食堂,就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62年平反,承认他1959年的观点没有错误。

康生在1968年1月24日指示中说:《中国向何处去?》不是中学生写得出来的,也不是大学生写得出来的,后面一定有黑手操纵,要揪出这些学生后面摇鹅毛扇子的陈老师。

碰巧杨曦光的母亲也姓陈,在康生的指示传到长沙后,杨母被多次批斗,手被用墨汁涂黑并被强迫跪着示众。涂黑的手象征着“黑手”。她受尽屈辱而悬梁自缢。

杨母被逼自杀后,杨曦光的两个妹妹就没了家,杨父被关在“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一个妹妹下放到湖南西部的山区,另一个妹妹跑到山西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

杨曦光狱中回忆录《牛鬼神蛇录》

2、10年牢狱,因祸得福

风华正茂的19岁年轻人被扔进监狱,似乎在那个革命形式一片大好的年代,就意味着彻底完蛋。

但历史有时候总是会眷顾那些被冤屈的灵魂,杨曦光进了监狱却因祸得福。

那个时代的监狱,关押的所谓“坏人”,其实很多都是知识分子,有教授、工程师、学者、革命前辈….

而杨曦光和其他的犯人不同之处在于,求知欲望非常强烈,爱学习,喜欢思考,否则19岁的学生也不可能写出惊动中央的文章。

在监狱里,遇到的这些各个领域的大师学者们,让杨曦光欣喜若狂,于是疯狂的拜师学艺。

找老师学英文,找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还读了《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

在读完《资本论》第一、二卷后,杨曦光发现劳动价值论忽略了决定价值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使用价值。就在这个时候,杨曦光突然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笔者以为,也许是因为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他接触的理论书籍有限。

在狱中,杨曦光还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有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在高考取消的10年,在大学都在闹革命的10年,外面的同龄人正在浪费着宝贵无比的大好青春,而杨曦光却扎扎实实学习了10年,而且涉及多个领域和学科。

3、杨曦光消失,杨小凯出世

1978年4月杨曦光刑满释放,回到长沙,因为《中国向何处去?》太爆款了,所以没有单位录用他。杨曦光决定改名,重新启用了小时候的乳名——杨小凯。

杨小凯在家里待了一年,每天去湖南大学数学系旁听数学课。再后来,在邵阳的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做了半年的校对工人。

1979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硕士生,但因为“反革命历史”,被拒绝参加考试。1980年又再次报考,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于光远的帮助下,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通过考试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开始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和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了近两年。

从1979年到1982年,杨小凯系统地学了新古典经济学,翻译了一本经济控制论的教材,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和《数理经济学基础》,而当时国内学生学习西方经济学的主要就看这两本书。

1982年,杨小凯被武汉大学聘为讲师,在武汉大学工作了一年半,期间引起了当时在武汉大学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的注意,在邹教授的帮助下,1983年杨小凯被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录取为博士研究生。

出国的时候,由于杨小凯未被平反,出国政审通不过,邹志庄教授写信给领导人,这封信被转到了武汉大学当时的校长刘道玉那里,请他办理。结果刘道玉校长批准了出国手续。

1983年,湖南省高级法院审判委员会认为:《中国向何处去?》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具有反革命目的,不构成犯罪,原一审、二审定性判处不当,均应予以撤消,对杨曦光宣告无罪。

4、世界顶尖经济学家出世

杨小凯普林斯顿毕业后,先去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然后到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教书,并放弃中国国籍,成为了澳洲公民,永远留在了国外。1993年当选为澳洲社会科学院院士,2000年升任讲座教授。

从此,中国又少了一位天才,而世界多了一位顶尖华裔经济学家。

杨小凯在经济学上取得的成就,被全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所公认,他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著名经济学家杰佛瑞·萨克斯评价说:“杨是世界上最有洞察力、最严谨的经济学理论者之一,他也是经济学界最具创造力的人之一。”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詹姆斯·M·布坎南说过:“我认为现在全世界最重要的经济研究就在莫纳什大学,是杨小凯所做的。”

在他离世后,连一向自负的经济学怪才张五常都由衷感叹:“只有上帝知道,如果小凯没有坐牢十年,老早就有像我那种求学的际遇,他在经济学的成就会是怎样的。拿个诺贝尔奖不会困难吧。”

杨小凯在澳洲

5、一生都在问:中国向何处去?

2001年,正当杨小凯意气风发之时,他被确诊为肺癌晚期。这对杨小凯是个致命的打击,而他在平静的生涯里刚刚想做些事情。

2002年12月,杨小凯的身体出现奇迹。他不仅能够运动自如,打网球玩帆船,更奇怪的是,体内的肿瘤不见了。但在继续努力抗争后,癌细胞再次席卷而来,2004年7月7日早上7时49分,杨小凯最终还是虚弱地走了,享年56岁。

杨小凯澳洲墓地

我们之所以纪念杨小凯,不仅仅是因为他在经济学理论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更重要的是他的理论贡献可以被用于中国经济转型的实践。

在人民币不断升值,中国迫切需要产业升级换代的今天,极端的传统比较优势理论的信奉者为中国开出的药方仍然是接着做20年的衬衣。从维持就业的角度看问题,我们的确不应该轻易放弃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然而,从长远着想,中国目前迫切需要有大量的企业从未来的国际分工中选择自己的定位,着眼于高附加价值的产业。在这个新的历史环境里,杨小凯主张的斯密重视人的因素的分工和专业化的理论为中国经济寻找未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比比较优势理论要有力的多的全新视角。

同时,尽管早已入籍澳洲,杨小凯对于中国社会的变化,一刻也没有停止关注和思考。比如开放户籍制度、破除行业垄断、允许土地自由流转等等。

一些人总认为科技创新是某某战略“推动”出来的,但事实告诉我们,任何原创的科技创新都必须来自一颗颗的人脑,来自不受权力制约的思想。自由奔放的思想是科技创新发明的源泉,离开了思想的自由,人只会唯唯诺诺、按部就班的八股、干活。这样的人,怎么会有想象力呢?传统固执的人往往最看不惯那些天马行空、异想天开的人。但可惜的是,人类的进步,靠的就是这帮有着基因突变般思维的人。

还是拿美国来举例子。美国以世界4.5%的人口,创造了全世界近45%的经济生产力以及40%高科技产品。是什么让美国如此出类拔萃?唯有自由、平等、博爱可以解释。自由的思想、自由的流动,平等的权利,公正博爱的普世情怀,才会有永恒的创造和奇迹。

但是众所周知,美国至今也不过200多年的历史,就变成人类史上绝无仅有的超级大国,完成了“从蚂蚁到大象”的逆袭。而那些曾经靠着掠夺扩张而盛极一时的所谓强国(如西班牙),如今都衰落了。苏联也曾经和美国抗衡过,之所以衰退并最终解体,也是因为缺少自由民主,任性的权力导致僵化的体制,束缚了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如今的俄罗斯,甚至只能靠卖资源过日子。

人不是数字,更不是机器,真正的智慧只能出自个人的自由创造。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曼说,美国之所以能够崛起,源于1776年的两件大事:华盛顿等人签署《独立宣言》,宣告了自由人的权利,使“人类史上第一个真正保护个人自由的有限政府”成为可能;亚当·斯密《国富论》发表,为自由市场奠定了伦理基础,高举“个人创造和自由交换的美德”。

弗里德曼

在《历史频道.美国:我们的故事.超级大国》里,詹姆斯·梅格斯说,在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为了帮助人、商品、思想更自由的流动。

中国五千年泱泱大国,对人类做出的杰出贡献屈指可数。思想的自由,首先挑战的就是权威这个框框,可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不得挑战长辈的权威的,他们永远伟大正确。国人从私塾开始就死背书,再到八股文刻板僵化,扼杀所有的新意。传统文化中的“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和“四非”(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严重阻碍了国人的创新勇气。

所以说,不破不立,敢于挑战权威和圣贤,才可能有奇迹发生。创新需要新思想,新思想来源于自由思维、自由争鸣。现代生活中如电话、电报、蒸汽机、电灯、电动机、汽车、火车、飞机、电脑、手机、互联网等等,都是自由创造的发明。如果没有思想冲破牢笼,永远不会出现像爱迪生、达芬奇、瓦特、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具有发明头脑的人物。所以我们几千年来,使用的工具都没有多大的改进,没有西方的现代工具,农民种地的方式依然还是牛拉人拽。

当然,如今西方人的自由,也是很多人前赴后继用生命争取来的。大约2400年前,在古希腊有一位哲学家苏格拉底以“众神赐给民主的牛虻”自居,他喜欢提十分犀利的、有违传统的问题,唤醒了很多人,却触犯了“正统的权威”,最终因“教唆青年”、“藐视宗教”等罪名,于七旬高龄被判死罪,但是,他毫无畏惧地喝下毒芹酒终其一生。

思想自由的时代,才是文化繁荣的时代。无论是春秋的百家争鸣,还是欧洲的文艺复兴,每次社会制度大变革必定有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个人解放。西方古典哲学、中国春秋时代百家争鸣,欧洲思想启蒙……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首先要胡思乱想,然后才会有创新,什么时候有创新?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比如我们现在的生活,如果没有1978年至今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没有天性自由的教育,没有自由的成长空间,没有自由的思想活力,就不可能有产生创新的能力…在功利的环境里,只会有依赖,模仿和恶性竞争,把整个社会引入歧途。

人类文明的进步不是器物层面的征服,而是追求心灵的自由和每个人的尊严。与浩瀚的宇宙相比,人类的家园地球有如一粒浮尘,但是大到征服宇宙,小到家庭幸福,我们都必须仰仗于人脑的无穷智慧。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许最终连国家、种族都会消亡,但我们应该懂得:在这个地球村之内,所有和平、幸福、文明的生活,都必须仰仗于个体的自由。

今天的中国,通过低端制造业,卖地卖房,GDP已经做到全球第二,但整个模式其实还是100年前那套“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把戏,而这个模式已经搞到极致了,前进一小步都已经举步维艰!

杨小凯50年前问:中国向何处去?

50年后,又该问问:中国向何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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