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院士潘建伟:中国科技形势很严峻,资本热情远不如美国

作者:潘建伟

科学的价值

——清华经管学院2018毕业典礼演讲

潘建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量子信息科技创新研究院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2018年7月8日

清华经管学院2018届毕业班的同学们,老师们,朋友们:

下午好!

非常荣幸受钱颖一院长的邀请,来参加今天的毕业典礼,向同学们表示祝贺!荣幸之余,我也诚惶诚恐,因为本人从事的是物理研究,并不懂经济管理,今天到底应该说些什么呢?后来我想,中国科大的很多毕业生,原本是物理、数学专业的,转行经济、金融后都很成功,这给了我不小的信心;而且,由于偶然的原因,我研究过Black-Scholes期权定价模型,发现里面用到了类似分子布朗运动的Ito积分。当时我觉得这个模型很妙,大胆断言这一工作应该得诺贝尔奖,果不其然。既然自然科学与经济、金融有如此紧密的联系,我又觉得自己的鉴赏力还不错,所以今天我大胆地来到这里,希望同大家交流和分享一下自己人生的感悟,谈一谈科学的价值。

说到科学的价值,我并不想介绍一些艰深的原理,告诉你某个定理、定律多么厉害。在我看来,科学的首要价值,对于个人而言,在于它是赖以达到内心宁静的最可靠途径。为什么这么说?内心宁静的最大敌人,其实就是恐惧和忧虑。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惧、忧虑?皆源于未知,找不到自己的归宿。所以人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我仍然记得,一个晚上我母亲带我到邻村去看电影,看完电影回来的路上,天特别黑。我很害怕,因为传说这条路上有鬼,会出来抓人。我母亲就给我讲,不用害怕,人死了会重新去投胎,哪怕万一被鬼给抓了,也没什么关系。我当时感到特别安慰,哦,原来是这样子,人是可以永生的!

其实,在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前,对于宇宙起源、人类归宿等大问题,我们只能在宗教的范畴来解决。有一段时间,我特别希望搞清楚,为什么基督教会得到如此广泛的喜爱和接受,尤其在西方;我专门去读了《圣经》,并没有真正搞明白。后来,偶然看了一本书,美国作家房龙写的《圣经的故事》,我开始明白了。当时的社会分“奴隶”、“平民”和“贵族”等几个阶层,奴隶就是奴隶,平民就是平民,贵族就是贵族。于是,奴隶就以为因为自己是奴隶,永远不如贵族,被欺压是命中注定的。可是,《圣经》却告诉你:其实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你是贫贱富贵,黑人白人,我们都是兄弟,都是上帝的子民,宇宙万物和人类都是由上帝创造的!这样一来,你就会觉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孤零零的,这个世界是有秩序的,有上帝在关怀着我们;而且,因为信奉上帝,人死后还可以进入天堂,你心里就会感到特别的平和安宁。正因为此,爱因斯坦在少年时代深深地信仰宗教。但在他12岁那年,他的这种信仰突然中止了,由于读了通俗的科学书籍,他很快明白《圣经》里的故事有许多不可能是真实的。

随着科学的发展,到了上个世纪,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诞生,终于从现实上而不仅仅是从精神上解释了宇宙的起源和演化,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告诉我们,在大概一百几十亿年前,由于量子涨落,一个“奇点”发生了爆炸,“炸”出了时间、空间和构成万物的基本粒子。最初宇宙中只有氢和氦两种元素,在引力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第一代恒星。恒星在核聚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碳、氧、铁等各种更重的元素;当核聚变的原料耗尽后,恒星由于抵抗不了引力而坍塌,发生剧烈的爆炸,这一过程中形成了重金属元素。有这些重元素才有了能够形成行星和生命的物质,最终在大约45亿年前形成了地球,又通过亿万年的进化才有了我们人类。所以在座诸位身上的每一个原子,都是来源于许多亿年前某颗恒星的爆炸。那么,大家是否觉得,宇宙演化出人类这样的智慧生命已是殊为不易,而芸芸众生之中大家又能相遇,该是多么大的缘分!所以,爱护这个世界,珍惜你身边的人和事,这也是科学能够告诉我们的。

我们现在可以体会到,在宇宙面前,人类确实是非常的渺小;但人类又是伟大的,以人类脆弱的个体,居然还可以仰望星空,去窥探宇宙的奥秘。有人认为,科学的价值体现在现实世界,它可以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但对于精神的启示,就不如宗教了。但是我觉得并非如此。面对浩瀚的宇宙,人们自当心存敬畏;但人类又并非仅仅只能敬畏。在自然界的规律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不会因为你地位的高低和财富的多寡而改变;而自然界的规律更是可以被理解和掌握的,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正是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标志。这种自豪感,是宗教所不能给予的。所以,爱因斯坦在放弃了宗教的天堂后,又找到了另一个“天堂”,他说:“在我们身外有一个巨大的世界,它离开我们人类而独立存在,它在我们面前是一个永恒的谜。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通向这个天堂的道路,并不像通向宗教天堂那样舒坦和诱人,但它已经证明是可以信赖的。”

同样,大家终于能够明白,科学已经使人类登上了万物之灵的顶峰,所以人降生在这个世上,总要做点什么,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但又不能强求,自然的规律无法改变,再怎么强求,人类对于自然界而言仍然是渺小的。其实回想起来,我自己一路走来,确实是有意无意地在践行这样的原则。我小的时候,生活在一个非常和睦的家庭,父母的感情非常融洽。我至今仍然记得,一个夏天的晚上,一家人围坐在一盏小小的煤油灯旁,父亲给我释讲《聊斋》的故事,母亲在一旁倾听,一幅温馨的场景。在这种温馨的环境下,父母对我的要求也很宽容。我喜欢放学后把作业带到山上去写,父母也不会把我抓回家去。高中毕业后考大学,我记得当时有过犹豫,本来我是可以保送到一所著名大学学习经济管理的——我曾有机会成为大家的同行,当然这样的话就不知道是否还有机会被钱院长邀请来到这里了——但我又非常喜欢物理,在跟我父母亲散步的时候我说,我想报考物理专业,又怕学物理养不活家人。我父母说,没关系,我们都有退休工资,按照你自己的兴趣来就可以了。所以那时候我忽然发现,排除了功利的想法,抉择其实很简单,只要遵从自己的内心就好。

后来我到欧洲留学,接着又继续在欧洲搞合作研究。有一年春天,我在奥地利维也纳的实验做完了,本该尽快赶到德国海德堡去筹建自己的实验室,可我很留恋在多瑙河边采摘荠菜的那一份惬意,担心到海德堡就再也采不了荠菜了,于是就在维也纳多待了一段时间。结果,在海德堡的实验计划被延后了,后续的一个重要实验被别人先做了出来。当时,我感到有些懊恼,尤其是后来我发现在海德堡的内卡河边其实也有荠菜。但是,我很快就释然了:工作是做不完的,这个实验未能如愿,下个实验再努力就是了,没有必要给自己施加那么大压力,相对悠闲一点,回到实验室的效率反而会更高。我非常喜欢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一句话:人可以做他想做的,但不能要他想要的。科学研究其实正是如此,你费了大把力气,可能什么也发现不了;有的猜想可能一辈子都验证不了;也有可能像我刚刚讲的那样,努力了半天,结果被别人捷足先登了,但是探索和努力的过程本身,已经是科学带来的最大乐趣。

我想说的是,从容不迫的环境,其实是更加重要的。现在中国的学生,真的很辛苦,但是辛苦的目的是什么呢?不应该把求知变成了解难题、考高分,上好学校也不应该仅仅为了以后能够找一个好工作。这种外在的、功利的氛围,会让青少年变得越来越现实,难以静下心去钻研。

有一次,我到阿尔卑斯山脉的一个大峡谷去旅行,在当地乡村碰到一位80多岁、坐轮椅的老太太。她了解到我是从事量子隐形传态研究的时候,脱口而出:“我知道你的研究工作,我读过你们在《自然》上发表的论文,我尽力了,但是没看懂。”一个坐轮椅的老太太,可能生活都无法自理,但仍然保持着对科学的兴趣,这样一种文化氛围真是滋生大师、滋生深层次发现的极好土壤。

说了这么多,我想表达的科学或教育的价值,其实早在将近100年前梁启超先生就已经告诉我们了。他说,为什么要上大学?他认为,教育应分为知育、情育、意育三方面,知育要教到人不惑,情育要教到人不忧,意育要教到人不惧。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其实科学正是达到不惑、不忧、不惧的最好方法。

以上我讲的是科学对于个人的价值。接下来,我想谈一谈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大家也许会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早就知道的。但我想说的是,科学对于社会的价值,可能更重要地是在观念的变革上。

大家知道,人类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始于近代,大约是在16世纪。那么近代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为什么发展这么缓慢呢?虽然这涉及到多个因素,但观念的束缚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原因:面对自然界不敢甚至不愿去探究其背后的根源,反而认为一切都是上天的意志。近代以来的科学发现逐渐改变了这一切,尤其是1687年牛顿发表了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将一切力学规律都统一为一个简单的公式F=ma,再结合万有引力定律,人们忽然发现,原来神圣星辰的运行,居然都是可以计算的!观念的改变带来的是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带来了生产力的解放,直接导致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产业变革,而英国在这次变革中成为了世界的头号强国。

后来到了19世纪,在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效应等的基础上,麦克斯维尔在1864年建立了电动力学,将一切光、电、磁的现象都统一为一个方程组。至此,人们能够亲身体会到的绝大多数现象都可以得到科学的解释,科学终于战胜了迷信,而随之而来的,是以电力技术为代表的第二次产业变革,德国和美国在这次变革中相继成为世界强国。

那么,经典物理学已经如此的成功了,是不是一切问题都可以解释了呢?其实经典物理学自身就蕴含着一个巨大的哲学困境,只要学习了高中物理就可以想到,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思考过。牛顿力学告诉我们,只要确定了粒子的初始状态,按照力学的方程一算,所有粒子未来的运动状态原则上都是可以精确预言的。那么,构成世界甚至人类本身的原子、分子,它们在未来的运动状态,是否也是早已预知的呢?一切事件,包括今天的典礼,都是在宇宙大爆炸时就已经确定好的吗?这种观念上的冲击显然是巨大的:原来就算科学已经如此发达,人们努力了半天,结果还是回到宿命论。所以当时就有几位科学家自杀了,说我不相信宿命,我今天就要自己决定一下命运。当然,后来的科学发现表明,其实他们完全没必要自杀,人一定拥有主观能动性,如同霍金所说:即使是相信一切都是上天注定的人,在过马路时也会左右看,以免被车撞到。

那么如何打破这种机械决定论?这还要归功于量子力学。在日常生活中,一只猫要么是“活”,要么是“死”,只能是这两种状态之一。而在在量子力学所描述的微观世界里,这只猫不仅可以处于“活”或“死”两种状态之一,还可以同时处于“活”和“死”的叠加状态。量子叠加告诉我们,一只猫到底是“活”还是“死”原理上无法预先得知,而是依赖于通过何种方式去观察它。更确切地说,量子客体的状态会被测量所影响,因此量子力学立即带来了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观测者的行为可以影响体系的演化!这种更加积极的观念,终于使人们意识到,微观粒子的运动规律完全不同于经典物体,人们大可不必纠结于是否是决定论了;而对像电子这样的微观粒子规律的深入认识,最终催生了现代信息技术,导致了第三次产业变革,在这个过程中,日本抓住了机会成为了工业强国。

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三次产业变革,我们国家都没有占到先机。我1996年在中国科大理论物理专业硕士毕业,在系统地学习了量子力学的理论之后,非常希望能够在实验上加以验证。但在当时,我国在这个领域的基础比较薄弱,尤其在实验条件上相比发达国家差距很大,所以我选择了出国留学。

我在德国工作时,我家楼下有个卖菜的铺子,大概只有二十几个平米。平时,我们买菜做饭都很方便,但是有一天忽然发现那个店铺关了门,告示上写着店主去旅游度假三周。在中国,我们印象中的菜农,应该是过着每天劳碌奔波的辛苦生活,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普通的德国菜农,他每年却可以两次雷打不动去度假,我觉得这就是因为,在德国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已经真正地惠及大众了。所以我就想着,一定要把科学技术搞好,有一天能让我们国家的所有劳动者,也过上这样的生活。

很幸运,我回国开展工作时,正赶上了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随着工作的推进,国家对量子信息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也可以有较大强度的支持;我们也不负所托,终于在量子通信领域实现了国际领先。最近大家也一定很关注,美国在限制对我国的芯片出口,影响很大。回过头来看我们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发展历程,之所以能够做到领先,是因为在整个领域起步的阶段、暂时还看不到实用价值的阶段,我们就赶上了世界的先进水平,一步步积累下来,到今天量子通信已经进入了实用化阶段,如果别人再想要限制我们,就很难了。

但是,我们也决不可以一直乐观下去。美国作为当今最发达的科技强国,有一套非常完备的促进创新的体制,尤其是经济金融和科学技术的结合方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就拿我们这个领域来说,企业的参与程度其实也非常高。像谷歌、IBM、微软、Intel这些巨头,都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开展量子计算研发。通用量子计算机的实现还比较遥远,我估计也许需要20到30年。这样一来,我国的金融界和企业界对量子计算的热情,就大不如美国。我国现在的形势其实是很严峻的,因为在西方,资本一旦介入前沿研究,对创新活力的释放要远远超过我们这样主要依靠国家经费支持的模式。几年前,我打算将一位在美国留学的校友引进回来,开展超导量子计算的研发。本来一切都谈妥了,到了最后时刻他接到了谷歌的录用通知,年薪是我们能为他提供薪水的近7倍。所以在这里我特别呼吁,在座的诸位,今后都有可能成为国家经济金融领域的决策者和管理者,抑或是成功的商界精英;虽然大家并不直接从事科学研究,但通过经济金融的手段对科学进行支持,特别是对基础科学,于国于民都将是长期的福祉。

最后,我愿意引用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康普顿的一句话:“科学赐予人类的最大礼物,是相信真理的力量。”大家之中,有的即将走出校园,面对更加精彩也更加复杂的社会,也有的将继续深造。愿这种力量能为大家带来乐观的心态、坚持的毅力,还有敏锐的眼光。再次祝贺大家顺利完成学业,迈向更加宽广的天地!

潘建伟简介:

潘建伟,1970年生于浙江东阳。1992年和1995年先后获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理论物理专业学士和硕士学位。1996年赴奥地利学习,1999年获维也纳大学实验物理博士学位。2001年起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201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12年当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主要从事量子光学、量子信息和量子力学基础问题检验等方面的研究。作为国际上量子信息实验研究领域的先驱和开拓者之一,他是该领域有较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家。利用量子光学手段,他在量子调控领域取得了一系列有重要意义的研究成果,尤其是他关于量子通信和多光子纠缠操纵的系统性创新工作使得量子信息实验研究成为近年来物理学发展最迅速的方向之一。由于他在量子通信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潘建伟教授获得2017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并入选《自然》杂志2017十大科学人物。


中国科技比美国落后几十年?“新四大发明”是忽悠领导和公众?

来源:科技日报

6月21日下午, “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 ? 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 科学传播沙龙在中国科技会堂召开。科技日报总编辑刘亚东做了主题演讲,在详细介绍《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系列报道的出台背景和意义之外,还详细说明了在那些核心技术之外,我们还缺的到底是什么?全文如下:

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各位同事,下午好!

2018年4月16日,中兴事件的新闻在网上爆棚。三天以后,4月19日,《科技日报》一版头条强势推出新专栏“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开篇以“是什么卡了我们的脖子”为引题,报道了中国在高端芯片制造所需要的顶级光刻机方面的落后状况。

我在新媒体上推介了这个栏目和这篇报道,很多朋友和新闻同行都评论说,《科技日报》这组报道策划得很及时。我很“谦虚”地回复人家:不是很及时,是很超前!

事实上,今年三月“两会”一过,《科技日报》就开始策划和组织这组报道,当时的舆论氛围还是“厉害了我的国”。《科技日报》认为,公众有必要了解更多的东西,尤其应该知道,“我的国”也有不“厉害”的地方,甚至还受制于人!

由于想把开栏篇打造成“样板间”,我们毙了好几篇稿子,有些稿子还在反复修改和打磨,以至于这个栏目迟迟没有推出,直到中兴事件爆发。到今天为止,这个栏目已经推出29期。换句话说,我们已经对各个行业的29项卡脖子技术做了报道。社会反响之强烈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作为《科技日报》总编辑,我感到很自豪。因为《科技日报》没有人云亦云,而是以个性化声音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正确引导了社会舆论,体现了《科技日报》的使命和担当。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举世瞩目的成绩当然值得肯定,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差距和不足。我们今天一些喜大普奔的科技成就,比如大飞机,人家半个多世纪前就有了。我们今天一些正在苦苦攻关的重大项目,比如载人登月,美国1969年就已大功告成,明年整整50年。这些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差距。

中国的科学技术与美国及其他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本来是常识,不是问题。可是,国内偏偏有一些人,一会儿说“新四大发明”,一会儿说“全面赶超”、“主体超越”,“中国现在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都分别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还算得有整有零,说得有鼻子有眼儿。明明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了房子,非说自己有完全、永久产权。如果只是鼓舞士气也就罢了,可麻烦的是,发出这些论调的人忽悠了领导,忽悠了公众,甚至忽悠了自己,这就成了问题。

上周我访问日本,和日本科技振兴机构(JST)签了一个合作协议。我在JST见到了一个人,叫冲村宪树,他是前文部省次官,现任JST首席研究员。冲村对中国非常友好。他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很快就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超越美国,所以日本应该和中国搞好关系。我说,你的结论正确,但前面说得不符合实际。我告诉他,中国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还有很漫长的道路要走。冲村不同意我这个说法。由于他不会说英语,我们的交流是通过日语翻译,效率比较低,所以到最后我也没能说服他。

冲村的观点在日本很有代表性。无论左翼还是右翼,他们都是这样看待中国的。我们的舆论无疑对此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可否认,这些为国际上的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口实。那些把中国建设成就夸大其词的與论,无论出于什么动机,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其结果是误国害民。

只有认识到差距,才有可能弥补差距,否则我们的中国梦将永远是中国梦。就像《礼记-中庸》所说,闻过而终礼,知耻而后勇。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兴事件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是一件大好事,好就好在它让更多的国人正视了中美科技实力的巨大差距,惊醒梦中人!

《科技日报》“亟待攻克的核心技术”栏目要长期办下去,因为有太多的卡脖子技术让我们在发展的道路上不能扬眉吐气。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核心技术亟待攻克?是否有一些共性原因阻碍了我们攻克这些核心技术?我想是的。今天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缺乏科学武装。

科学和技术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它们之间有联系。正是由于缺乏科学的指引,才阻碍了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

中国自古以来只有技术传统,而没有科学传统。技术发明靠的是经验的积累,或许还有灵机一动;而科学发现则是建立在系统研究和专业训练的基础上。有人说我们有四大发明。我告诉你,四大发明属于技术范畴,它不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技术创新和突破,跟科学没有半毛钱关系。

比如指南针,我们的先人只知道它很有用,迷不了路,找得着家。没有去研究磁场、磁力线,也不懂得导体切割磁力线时会产生电流,更推导不出麦克斯韦方程。比如火药,我们的先人只满足于它能爆炸的事实,只知道一硝二磺三木炭,而没有深入探讨它的化学和物理机理,所以才止步于黑色火药,没能研发出黄色炸药。有人说,我们祖先发明了火药,所以才有了后来工业和军事上用的炸药。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黄色炸药和黑色火药没什么关系。

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不求甚解,这些倾向今天也在严重影响我们的技术发展和进步。离开科学的指引,技术的发展注定不会走得久远。

第二,缺乏工匠精神。

去年中央电视台播了一档节目《大国工匠》,我几乎每集都看了。拍得很好,下了功夫。问题是相对于我们13亿人口,这些大国工匠实在太少了,太稀缺了。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是瞧不起匠人的。从我们对很多职业的称谓上就能看出这一点,什么剃头匠,泥瓦匠,小炉匠,很多教师自嘲,管自己叫教书匠……

轻视操作,轻视实践。孟子就说过,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6月20日,科技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海洋调查一线难觅学科带头人身影”,讲的是海洋调查的某个航次上,16名科研人员中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只有一人。学科带头人都说,学生去了,我就不去了。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

不久前我访问德国,在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参观了中德轨道交通联合研发中心的创新工厂。我在工厂里看到,很多人穿着工装在一丝不苟、非常专注地工作。我本来以为他们都是工人,后来一打听,原来都是工程师!我想,正是凭藉这种务实严谨、精益求精的精神,德国人生产出了莱卡相机、奔驰汽车、克虏伯大炮等,创造了“德国制造”的品牌价值。

第三,缺乏持之以恒的情怀。

浮躁和浮夸是中国科技界流行的瘟疫,而且至少已经持续了20年。我们很多科技工作者耐不住寂寞,坐不了冷板凳,总想走捷径,弯道超车。

我不喜欢“弯道超车”这个词儿。除非你车里有毒品,警察追你,要不干嘛弯道超车呢?总结别人的经验,吸取别人的教训,少走弯路,这是对的,也是应该做的。但在更多情形下,“弯道超车”是个伪命题,往往成了投机取巧的代名词。弯道超车走直线,就意味着别人走曲线,别人都比你傻,这可能吗?很多实践已经证明,弯道超车行不通。

比如说研发航空发动机,要通过大量实验数据的积累,不断总结、完善、调整、提高,最终才能生产出一款好的产品。要弯道超车的话,我们可以搞到一台别人的不那么先进的航空发动机,照葫芦画瓢,山寨出“八九不离十”的产品。可今后要改进提高,增强性能,你还能做得到吗?

“三跑并存”的提法是对的,但它不是现在的事情。1965年,我们的科学家就实现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在当时绝对是世界领先。1964年中国爆炸了原子弹,1966年我们有了核导弹,1967年爆炸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半个世纪前,我们就“三跑并存”。所以,不谈比例和构成,“三跑并存”的说法就失去了意义。最近在“三跑并存”后面又加了一句“跟跑为主”,这就实事求是了。

此外,目前在某些关键技术领域,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现出扩大的趋势。上个月我看到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美国的F135型航空发动机经过改进,其推力竟然达到22吨。稍微有一点航空发动机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数字。听了这个消息,大家都很着急,但着急也没有用。我们寄望于从事航空发动机研发的科技工作者能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尽快把高性能国产航空发动机搞出来。

谢谢大家!


中国医疗水平比美国落后多少年?答案令人沮丧……

来源:医学界

乳腺癌:美国乳腺癌五年整体存活率为89%,早期患者治愈率已达98%。中国乳腺癌发病率增长很快,为每年3-4%,但治疗水平很低,五年生存率仍不到60%。美国乳腺癌在Ⅰ期阶段即诊断出的概率为80%多,中国在Ⅰ期阶段诊断出乳腺癌的概率不到20%,一旦查出,多数已经转移或扩散。

前列腺癌:在美国,前列腺癌幸存患者接近280万,即每5例癌症幸存患者中就有1例是前列腺癌患者。美国的局限性前列腺癌患者的5年生存率接近100%,15年生存率也高达91.4%。在中国,5年生存率仅为30%,差距显著。

不管是从整体还是某种疾病的相关数据来比较,中美之间医疗水平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1、严格的医生培养制度:美国比中国多6年甚至更长

医学教育水平是国家医疗体制的基础,医生教育是医疗保健体系的核心。中国的医生教育理念和美国的完全不同。在中国,中学毕业就能进医学院,医学院学习5年,毕业就可以做医生。中国的医生工资与其他行业相比并无明显优势,而劳动量却很大,因此不能吸引优秀人才。

在美国,只有最优秀的大学生才能报考医学院,而所有报考者中大约只有15%可以被录取。所有医生都必须取得博士学位。考入医学院以后,还需要经过刻苦的学习和长期的训练,才能成为一名医生。大学4年毕业后考入医学院,4年医学博士毕业后还当不了医生,必须在指定的一些基地医院继续进行住院医师培训。只有具备训练经历,才有资格参加医生从业资格考试。如果要进一步成为专科医生,比如心、胸外科医生,5年的普通外科培训后之后还要到指定专科医院(如德州心脏中心、MD安德森癌症中心)做2至3年的fellow。这样通过考核后才能成为拥有专科行医执照的专科医生。加起来,一个专科医生的培养,从中学毕业开始,至少需要13至15年。毕业行医时,医生的年龄都在31岁以上。在经过这样的培训以后,才可以成为主治医生,可以开始独立诊治病人。住院医生不同于主治医生,住院医生可以从政府获得资助,在他们成为主治医生后,他们的薪资会提高3到10倍。

如此严格漫长的培训使得美国的医生不仅训练有素,更较之其他国家的医生更显学术和严谨。在一个富裕的国家,还有什么比人的健康和生命还宝贵呢?可以说在美国从事为人的健康服务的医生都是最优秀的人才和社会的精英。除了爱心,美国医生最直接的动力就是医生的高收入。一般来说,医生的收入在美国所有行业收入中排名前10%,有的科室收入可以排到前3%。医生的年薪从10几万美元到超过百万美元。如此,高专业性及高收入,使得医生这个职业在美国非常受到尊敬,也可以说是整个美国社会金字塔顶端的职业。

2、中国医疗资源相对紧缺,资源分配不均

在美国,看病实行预约制度,“预约”本身就是为了保证医护人员有足够的时间为病人提供最佳的服务。一个医生一天只看几个病人,每个病人都可以享受到完善的诊断和治疗。美国医院非常重视培养医生要善于与人沟通,要有同情心和合作精神,特别是与患者的沟通。病人在门诊都是私密性较好的一对一服务,医生不厌其烦地解答、检查患者,一般初诊约45分钟,复诊约20分钟左右,遇到复杂病例可能时间还会延长。病人都知道:如果需要,他们有权利占用医生更多的时间。

在公立医院,美国医生的收入和诊治的病人量没有直接关系。如果医生自己开私人诊所,收入是与病人量有关的,但是与药品,诊断或实验检查无关,只与其行医的专业行为有关。

相较而言,在中国,医疗资源十分紧张。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2%,但医疗资源却仅占世界医疗资源的2%,也就是差不多1/4的人口只占用1/50的医疗资源。导致医疗资源紧缺的原因也包括中国政府医疗投入不足:美国的医疗费用的支出是13.6%,英国6.8%,日本7.2%,德国10.7%,而中国仅为2%。

同时,中国的医疗资源还有分配不均的问题。因先进的医疗设备和资源多集中在一线城市,进而造成了全国的病人蜂拥至上海、北京、天津或广州的三甲医院。病人数量多,医生根本忙不过来。常常是病人通过彻夜排队好不容易挂上了号,真正见到医生以后的问诊时间却不过短短5分钟。患者根本无法和医生进行全面详细的交流问诊。这对患有肿瘤等重症的患者来说,当然难以接受。

3、中美的医疗技术尚未实现同步

美国高度发达的医疗产业带动医疗技术创新——美国医学界不断涌现治疗新技术和新手段,尤其是在药品研发和诊疗设备研发上全球顶尖。但是这些先进的治疗技术和手段,由于进入中国医院需要通过相当复杂的审批机制,因此时间上会比美国晚很多年,并主要集中在大医院。这方面中国的医院很难做到与国外同步。

4、监督机制:三方监督美国医生

美国有较为完备的医疗差错或者纠纷善后体系,包括调解和医疗诉讼。一旦进入司法程序,会有相对客观的司法评价体系。患者极少会走上血腥维权的无奈道路,而医生也极少会遭受血腥暴力。但是受到投诉或者遭受巨额罚款在美国医疗界倒是并非少见,一旦因医疗差错或者事故接受处罚,其后果对医生的经济和工作获得均是灾难性的。因而,所有的医生都必须有医疗事故的保险。

除了法律的监督,美国运行有效的医生自律组织,如行业协会等,以及医院董事会、保险公司,均会对医生进行管理和监督。如果出现违法或失职,医务人员面临的就是终生被吊销执照,失去工作。因为医疗市场供需的平衡,医务人员收受“红包”的行为是不被允许,也是根本不存在的。

美国有一整套医疗保险制度和组织来保护病人的利益,监督和保证医疗质量,制约医生的行为。而在中国,情况却不是这样。由于相关法律和善后机制却相对滞后,各类医学会也没有发挥应有的责任。就目前现状而言,医患冲突或者纠纷的高发是一个客观现象,其减少也是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一、美国的医院

总体来说,美国医院在技术水平、医疗环境,以及管理制度等各方面,均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1、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医疗水平和最尖端的诊断和治疗设备;

2、聚集了全世界最优秀的医学专家人才;

3、科研水平领先全球,拥有最多的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也拥有全世界最新研发出来的多种药物。

美国的肿瘤专科医院更是举世闻名,其中以位于德克萨斯州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MDAnderson Cancer Center)为首,是世界公认的最好的肿瘤医院。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多次荣居“美国最佳癌症医院排行榜”榜首。MD安德森癌症中心在肺癌、前列腺癌、卵巢癌、头颈部癌、肠癌、胰腺癌、黑色素瘤等治疗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早期癌症的5年生存率到能达到80%以上。历年来自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资助给MD安德森的资金和拨款也是全美最高的。

MD安德森癌症中心将每位患者视作独立个体,针对每一个患者的评估都是由多学科团队进行的,其成员包括病理学家、放射治疗师、内科肿瘤学家、外科医生和放射肿瘤学家。他们一起为每位患者制定具体的治疗计划。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医生团队一直坚持认为世上没有两个人是完全相同的,同样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种癌症。MD安德森实行全方位治疗,并将患者的整个病史、生活方式和其他健康问题纳入考虑。这就是为什么每位患者都有一份根据其特殊需要而为其量身打造治疗方案的原因所在。

MD安德森癌症中心有20000余名员工,其中近1000名医生,为来自全世界的病人提供医疗服务。在病人的诊治过程中,MD安德森不仅仅致力于改善病人的身体状况,同时还关注病人的精神健康。医院为所有病人提供免费的心理医师、营养师、甚至牧师的服务。使病人真正感受到来自医院和所有医护人员的贴心关怀,不再害怕看病,恐惧治疗。

目前来看,中国的大部分肿瘤医院与美国还是存在较大差距。因此,如果中国的患者有能力,可以选择到美国的肿瘤医院进行诊治。现在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病人转诊来美国,在过去的几年中,MD安德森癌症中心每年接收了近100名来自中国的患者。

二、放射治疗

在癌症的治疗方法中,人类已经探索出手术切除、化疗、放疗等方法。手术切除、化疗已经被广泛熟知,而放射治疗作为癌症治疗手段之一,由于从医学发展方向的起步较晚,致使包括医生在内的很多人对其认识还略显不足。常规的放疗是指光子治疗,而质子治疗相对来说更是新技术。

据统计,在美国所有的肿瘤治疗当中,大概有70%的病人需要做放射治疗;当中的70%是根治性或者参与根治性的,包括在根治性治疗当中起到主要的或者辅助的(作用);而在这70%的根治性(参与根治性)治疗当中,又有70-80%的患者是被根治的;即所有接受放射治疗的肿瘤患者中,有35-40%的患者得到了治愈。在美国,肿瘤的总体治愈率大概在60%-70%,也就是说,超过一半的肿瘤的治愈是依靠放射疗法,或者有放射疗法参与的。数据显示,在所有肿瘤治疗的开销当中,用于放射治疗的费用小于14%,即我们用小于14%的社会资源,治愈/参与治愈了40%的肿瘤病人,更不用提它在其他如姑息治疗方面的作用。可以说,在指征符合的情况下,放射治疗是效价比最高的一种治疗方法。而对许多癌症病人而言,放射治疗甚至是唯一必须用的治疗方法。

很多患者对放射治疗的认识存在一些误区,例如认为放射治疗只是一种姑息性治疗,手术才是唯一的根治手段;放射会“致”癌而非“治”癌;以及恐惧放射治疗的副作用等等。这些观念其实都是错误的。

首先,目前已经有很多数据显示在早期肺癌的治疗当中,立体导向治疗的放射治疗的治愈率和生存期跟手术切除相比没有差别,甚至有在一些大刊上发表的数据显示,在某些情况下,放射治疗的效果比手术切除还要好。

其次,现在的放射治疗对医生和病人一般都会保护得很好,根本不会出现放射“致”癌的情况。其实,放射并不可怕,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每天都接触放射物质。放射自身对人体当然并不是有益的,如果不是需要大可避开,但是从肿瘤治疗的角度出发,这点剂量对肿瘤治疗的意义和其可能产生的副作用相比,其意义是大得多的。

最后,在副作用方面,其实任何事物都存在副作用。任何外科手术也有副作用。比如,肺癌病人的切除手术,在手术30天内死于手术并发症的死亡率占5%,100个当中就可能有5个病人死于并发症,但相较而言,放射治疗在肺癌早期的治疗中没有说30天内死于放疗的。

人们对传统的手术方法比较容易接受,因为手术治疗已经存在一百年了,对新的治疗方法比较难接受,这可以理解,但是当中有一个知识性的交接,要患者接受新的治疗,知道在一些情况下,放射治疗的治疗效果是跟手术治疗一样,甚至一些手术治疗不能做到的事情放射治疗还能做,效果也非常明显。

三、放射治疗计划

中国的肿瘤患者,甚至医生,对放射治疗计划的认识都远远不够,往往导致放射治疗得不到良好的效果,延误病人的治疗。

放射治疗计划是在专用计算机系统的帮助下确定射线的照射方式,对不同治疗方法的剂量分布进行计算,并根据计算结果选取对肿瘤治疗最为合理的剂量分布方案,并付诸实施。放射治疗计划是放疗技术特别是精确放疗技术实现的中枢环节。放射治疗计划的制定直接影响到治疗的精度。

中国对放射治疗计划普遍不够重视。放射治疗计划的重要性就好比民众通常理解的一张处方。试想如果医生开的处方中,吃药的剂量是不够的或者吃药的方式是错误的,又怎么可能治好病呢?

中国的放射治疗中,有许多病例,都是由于放射治疗计划设计的不合理,延误了病人的治疗。在一些本有可能治愈的肿瘤病例中,由于放射治疗计划设计的剂量不足,根本不能根治肿瘤,病人治了等于白治;还有一些病例,是放射治疗计划设计的剂量分布不合理,导致肿瘤周围正常组织器官受损,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另一方面,一个优秀的放射治疗计划的设计,通常需要1至3天时间,而中国病人量非常多,医生和物理师根本忙不过来,很难在质量和效率上取得两全的结果。因此,放射治疗计划应该是中国的医院改进放疗水平乃至肿瘤治疗水平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美国的很多医院包括最负盛名的MD安德森癌症中心现已采用先进的放射治疗计划软件来设计放射治疗计划,然后由医生、物理师、剂量师合作审核与执行。这种人工智能放射治疗计划软件,能够减少人为原因造成的误差,提高放射治疗计划的精度,提升病人的术后生存时间和生存质量。同时,放射治疗计划软件还能提高医院医生和物理师的工作效率,大大缓解医疗资源紧缺的问题。

相信今后,先进的放射治疗计划软件也会成为一个趋势。


中国落后美国多少年?一个美国教授的看法是这样的……

来源:心路独舞

一直以来,不断有读者问中国究竟比美国落后多少年。

一直以来,我坚持就事论事,而不去卷入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大话题。

当然一直以来,我也在坚持收集中美专家、学者、百姓等就这个问题的各种讨论,尤其在中文媒体中这是一个比较活跃的话题。

先看中国人的比较。

譬如有从工商业来比较的。认为美国十九世纪中后期的石油、钢铁、电信、铁路等处于垄断状态,贫富差距大,工人收入低,食品安全问题非常严重,在国际上技术优势还不明显等,和中国现在比较相似,因此断言中国的工业化和商业发展程度大致落后美国80到100年的样子。

也有从教育上比的。综合义务教育法的颁布、基本义务教育的普及、大学教育水平和普及状况、学术独立程度、教育的投入和产出等,认为中国的国民教育落后世界150到200年左右。

有从民生比的。尤其在对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作出比较之后,认为中国要落后美国200年以上,而落后欧洲更多。

有从GDP来比较的。根据2013年世界银行的统计数字,目前美、中两国的GDP分别是167997亿美元和91813亿美元,美国要高出中国近一半。

在纳入中美的经济增速、物价变化和汇率的基础上有人做出预测,中国将在202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也就是说中国只落后美国几年的样子。

但更多的人对这种GDP比较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人口有13多亿,美国人口却只有3亿多,在人均GDP上中国还远远落后于美国。

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3年美国人均GDP为51248美元,中国的人均GDP只有6629美元,是美国13%都不到;2014年美国的人均收入是43017美元,中国只有7476美元,是美国人的六分之一。

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只相当于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水平,要达到接近美国的生活水平还需要60年左右,这期间还要保证中国不能出现经济衰退、而美国保持盛转衰的后发达国家趋势。

还有不少人从衣食住行物价来比较,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比较很难不夹带主观因素。

譬如有着“死不改悔”中国胃的人认为中国美食甲天下,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吃得更好。

而愿意尝试和接受各种风味的人则认为在美国能吃到世界各地的美食,中国餐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而且龙虾、螃蟹等对普通中国人奢侈的食品在美国更是便宜得一塌糊涂,加上在中国食品安全没有保障等,所以认为美国吃的要比中国好的多。

同意中国穿得更好的人认为中国服装款式更多,价格便宜;不同意的人认为衣服鞋帽的名牌几乎都在欧洲和美国,比中国也便宜不止一个数量级,那些疯狂采购的游客就是最好的例证。

但几乎大多数人都同意的是,美国的房子、车子、油价等要便宜多了,而且房地产有永久产权,美国大多数基本生活品的物价也要低于中国,质量也比中国有保障,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落后美国的不仅是衣食住行物价的数字,还有购买到商品的品质了。

还有人从中美的环境质量、军事装备、企业负债程度、税收水平、公民权利、法治环境、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产业结构、集约化程度等来进行比较的,于是有人得出中国落后美国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结论,也有人说中国即将或已经超过美国。

那么美国人怎么看呢?

虽然在美国普通公民对这个话题并不关心,但美国的政客对此却喋喋不休,就连奥巴马都有过“中国的现在相当与美国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说法。

而最不放过这个比较的是美国鹰派,他们绝不贬低中国,而是不失任何机会强调“中国军事已赶上美国”,就像冷战时期针对前苏联一样,显然这样一有利扩大军费预算,二保持“假想敌”而不失 “狼性”。

至于他们内心怎么想的我不得而知,也不想展开,这里我想专门叙述的一位美国社会经济学教授的看法,他刚在中国研访了一年多后回到美国,他的看法和角度和我其他看到和听到的有所不同,很耐人寻味。

作者:您到中国工作了一年多,看了很多城市、企业和学校,你认为中国究竟落后美国多少年?

教授:这是一个很难量化回答的问题,只能具体问题具体来说。我认为目前的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发展很快,但相对人文和法治环境比较成熟的美国,还有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

作者:在这些不尽如意的事情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教授:在美国基本上可以说无论贫富都能活得有尊严,但中国社会底层的人的生活却缺乏尊严,维权的途径也很有限。

我曾遇到过一个威胁跳楼讨薪的场面,一个人要多无望才会用自己的生命做筹码来维权,这本身就够悲哀的,但更悲哀的是周围一些人在起哄喊他怎么还不跳,而能让一个社会走到这么冷漠和无情的背后原因更是让我不寒而栗。

作者:不过不少中国人认为美国只让美国公民有尊严,但对外国人就不给,比如这次虐囚丑闻。

教授:不,结论应该正相反。以虐囚事件来说,中情局肯定是做得不对,但美国政府能自己公开,并接受公众批判,这种勇气连联合国主席都加以赞扬。

其实这也是美国体制固有的一种自动纠错机制,敢于自暴其丑才是改正的开始,从这一点上讲,美国没有只顾自己的尊严,而是用公开错误的方式归还那些被虐待的外国人(哪怕是罪犯)以尊严,并避免继续发生。

作者:还有一些问题,譬如最近一直抗议不断的黑人孩子被警察过度执法致死的事件,是不是可以说美国底层人活得也没尊严?

教授:任何社会都不可能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和前面的例子一样,不同的在于事件发生之后的维权途径和纠错机制是否完善。

以你提到最近的这个案子为例,先是有大陪审团决定是否起诉,不起诉后全美连续爆发了多起抗议活动,司法部介入调查,一些活动家、团体、议员也在继续努力促成体制和法律的改革等,相信不仅会有真相,而且最后必有新的法制法规出台以避免这类事情的进一步发生。

这同样是一种自动纠错机制,在这个机制中,人人都有话语权和监督权,换句话说,美国的法律和社会机制鼓励和保护每一个公民的维权意识和行动,社会底层的人也不例外,这就是尊严所在。

作者:是否可以换一句话说,美国人不大可能走到跳楼维权的地步,自杀维权被围观起哄更是不大可能?

教授:是这样吧。以布朗一事来看,参加抗议的不仅有黑人,也有白人和你们亚裔等,这不只是对布朗一家的同情,更是一种社会责任,尤其是公民对政府和执法人员的监督,在美国看成是对法律的捍卫。

另一个例子你以前好像写过,就是那家牛仔财产被联邦政府没收的事件,很多公民赶到那里和政府军对峙,最终为了公共安全政府不得不退让,这个事件不仅体现了美国公民权利的至高无上,也表现了美国公民强大的抗争维权意识与法律对此的保护。

作者: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你认为在这一点上才是中国落后美国最大的地方?

教授:哈哈,你很聪明,我记得曾读过一篇文章,好像是纽约时报的吧,说一个留学生回国亲眼目睹了很多不公平的现象,她说这还不是让她最难过的,最难过的是周围亲朋好友都在不断告诉她,“别说别管了,中国就这样了,你只能管好自己的事情”。

这只是表象,落后的实际上是导致这种现象的背后因素,而中国要追赶上这一点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从这个角度上看凭你说中国要比美国落后多少年。

作者:我明白你的意思了,谢谢。

那么,你也明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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