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大概不知道,崔健的真面目!

你大概不知道,崔健的真面目!

文 | 许多年

作者简介:许多年,本站站长。邪典研究者,人类灵魂爆破师。

今儿是崔健生日。

除却演出,他曝光率一向不高。

以至于年轻人听到这名字,可能只有刻板印象:

“唱摇滚的,戴顶红五星帽子。”

曾有篇热文叫《大陆摇滚装逼速成指南》说:

“当你被问到‘中国摇滚之父’是谁时你一定要说:‘大家都认为是崔健,但据我所知,是林立果。’”

最早出处是朱大可2003年的书《流氓的盛宴》。

“崔健身穿军装演唱摇滚的戏剧性行为,起源于他的童年时代的某个特殊记忆:一个名叫林立果的业余歌手,第一次在北京空军大院里手弹吉他,演唱了披头士乐队的摇滚歌曲……他在摇滚中注入的叛逆精神,在崔健音乐中获得了秘密传承。”(《流氓的盛宴》P23,《林立果的“大院摇滚启蒙”》)

十五年来,这则谣言不知被多少摇滚青年口口相传过。连窦文涛都曾在讲述林彪元帅的节目中提到过。

终于有天我忍不住,直接问了崔健本人。他干脆利落地回应:

“胡鸡巴扯!”

后来,老崔一句话让我深思良久——

“我们只不过是素材。”

所以,谈老崔的文章,我其实是不太敢落笔的,

无论年龄见识,还是行业资历。我都相当有限。

不过,任不负责任者以讹传讹,那还不如我来。

让更多热爱音乐的年轻人知道,崔健的真面目:

崔健原本不叫崔健。

父亲崔雄济去过朝鲜,空军乐队功勋演奏员,

母亲张顺化生于朝鲜,中央民族歌舞团成员。

父亲有浓厚军人情结,想孩子诞生在建军节,

然而,1961年8月2日凌晨5点,他才呱呱坠地……

父亲为补遗憾,取名崔建军,生日改为8月1日,

有了两个崔健。一个生于明日,一个活在昨日。

父母汉语水平不太高,以致他童年有口吃毛病,

长大后,他觉得名字缺乏个性。另起为:崔健

发音一字之差,仿佛隐喻,预示他日后的呐喊。

由于父母工作繁忙,崔健很小便被全托,

孤独童年,使他比同龄孩子好奇心更强。

崔健幼时跟父亲去东四人民商场,

看见一个老头走在路边吃冰棍儿,

他直接问人家:“大爷,这么冷,您还吃冰棍儿?”

老头吓一跳,没理他,笑着走了。

崔健又问父亲:“冰棍儿不是应该在夏天吃的吗?”

老式录音机流行,他特想要一台,

跟母亲借464元,并保证以后会还。

那个年月,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但看儿子想要,妈妈还真就借了。

欢天喜地买回家,第二天便好奇给拆了,

拆完之后,装了一天,也没能给装回去。

怕被父亲责难,他本来想撒谎,

谎言尚未出口,脸已憋得通红。

崔健父亲曾说:“我儿子就那德行,宁可挨打,也不愿说一句假话!”

好奇,这项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往往会随着年龄增长,渐渐衰退。

见怪不怪,不愿再问“我不明白”,

不敢再让“不明白的我”展现出来。

崔健却一直用“我不明白”的勇气,写自己的答案。

小学时,他当过班长。作文写得好,快板书也不错。

那个时代,不允许个人规划自己人生,

若崔健长大,惯例要上山下乡当知青。

父亲想他学件乐器,这样能进文艺团体,留在城里。

手风琴,不喜欢;双簧管,给扔了;

父亲气不打一处来,崔健拿起他的小号。

挺费劲地吹了两声——“我喜欢这个!”

身形瘦弱的他,在小号上展现了异于常人的天赋,

没练几天,便搞定了流行歌曲《我爱我的台湾》。

老师希望他当作家,崔健却坚决不改行。

半年后,他就能熟练地驾驭《长征组歌》,

一年后,更是吹出《贝尔曼小号协奏曲》。

父亲被儿子的才华给震了——这可是许多人半辈子也吹不好的曲子呀!

沈阳文工团招纳他,母亲嫌离家太远,给推了;

北京文工团来人问,崔健瞒着母亲把事儿定了;

学校却以“说走就走像什么话!”,制止了他。

中学毕业,上山下乡结束,崔健成了待业青年。

父亲很宽容:“不想上班你就先在家待着,有适合你的事再去。”

适合的事终于来了:崔健考入北京歌舞团,成为专业小号演奏员。

他的叛逆开始显现,蓄起了一头长发,

父亲让他剪掉,他直接给剃成个光头。

回家跟老爸炫:“这下您老满意了?”

没多久,崔健背了把20元的吉他回家。

父亲问:“怎么,小号你不想吹了?”

崔健反问:“吹着小号我怎么唱歌?”

父亲忍不住用忧虑的目光注视着儿子,

但他无法料想,未来儿子用这把吉他,

让中国成千上万的青年为之痛哭流涕……

崔健向一位只会三支曲子的蒙古工人学吉他,

没过半个月,崔健会弹的曲目,就超过了他。

他翻唱的日本电影《人证》插曲《草帽歌》,

歌声苍凉凝重,曾把一位姑娘听至当场落泪。

他并不满足翻唱,开始尝试着原创,

写下《我爱我的吉他》《艰难行》。

崔健随后与刘元等六位音乐人组成了“七合板”,

取意乐队中七个人都粘合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

乐队演奏西方流行音乐。首场演出,在政协礼堂。

这是中国第一支这种类型的乐队。

其后,他录制专辑《梦中的倾诉》及《浪子归》。

这时期的作品,并没有强烈摇滚色彩,

更多的,则是一些乡村与民谣的韵律。

当时崔健虽有名,但远不是“大佬”,

即便在乐队,他也只是三位主唱之一,

纵使出了专辑,仍被主流当“混子”。

团里女书记找“七合板”成员谈话:

“你们要么在团里好好干,要么退团,把乐器交回来。这乐器都是国家的。”

那是个离开“单位”很难谋生的年代,

乐队刚刚活动不到一年,就被迫解散,

崔健父亲宽容,没给儿子太多脸色看。

后来有着“摇滚传教士”之称的曹平,

当年,还只不过是一个懂英文的导游,

崔健父母每次都客气地留他一起吃饭。

不过,有一天,曹平刚敲开门走进屋,

崔健就阴着一张脸,把他叫到了外面:

“今儿不在家,咱们出去吃。”

两人散步到河堤上,崔健突然说: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

这两句话,后来成为他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的歌词。

接着,他以绝佳的创作状态,写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从头再来》《不再掩饰》《出走》《一无所有》……

有人说老崔身为大院子弟,是“撒娇式反抗”,

仿佛他的成功,不过是利用体制内资源的原罪。

我想说,评人论事,要因地因时而制宜。

学生固然能超过老师,但以今度昔否定先行者功绩,

希望昔日“老炮儿”满足今人期待,未免事后诸葛。

更何况,崔健本人就此曾说过:

“我觉得是吃饱撑的,非要去划分70后、80后、90后。没这个划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政治环境下。”

艺术家,首先是有血有肉的个体,没谁能随便成功。

崔健有当时中国地下音乐圈独一无二特质:做原创

他不满足于简单地翻唱国外歌曲;

也并未追随西方时髦的吉他英雄;

更不想做乐队们争抢的稀缺鼓手。

那时候,崔健每天骑自行车去音乐学院旁听,

耗费大量时间自学英语,只为弄懂如何作曲。

曹平回忆:“那时他真的一无所有,跟父母住在老两居里。手边放着吉他、小号、乐谱、磁带,吃饭都要去父母的卧室。”

然而,就在这样的逼仄窘迫中,崔健炼成了火山喷涌般的嘶吼!

积蓄力量,只做自己。

1986年,孔雀杯全国民歌、通俗歌曲大奖赛,

崔健演绎《不是我不明白》《最后的抱怨》。

他甫一登台,劲爆的吉他和铿锵有力的歌词,

就把评委席上李双江、王昆等老前辈吓一跳。

他们纷纷问:“这什么唱法?这群人,头发怎么都那样?”

“这是摇滚。”

知道的人回答。

“摇滚是什么?”……

虽然崔健被淘汰,但并非一无所获。

5月9日,纪念“国际和平年”中国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北京举办。

经好友王迪推荐,崔健在受邀之列,

并且跻身当时三十位独唱歌手之一。

当时东方歌舞团负责人王昆,虽为崔健迥异于当时审美的演唱方式担忧,但两遍彩排后,还是同意他上台演唱《一无所有》。

崔健身披贝斯王迪的开襟大褂,裤脚一高一低,

如同当年与老大爷对话一样,直愣愣登上舞台。

扯开嗓子,轰出了那句留名青史的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

台下一阵静默,然后就是雷霆般的掌声与吼声!

这样的声音,被等了太久……

《一无所有》,让台下几乎所有观众都傻掉了。

因为没有人这么唱歌,也没有人听过这样的歌。

当时,也有人愤然离席,其中一位是官方代表。

他斥责演唱会负责人王昆:“你看看,像什么样子!怎么连这些牛鬼蛇神也上台了?”

《一无所有》,第一次提出了“我”这个概念。

此前,中国歌曲只有“我们”,很少有“我”,即便有,也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我是一个兵”这类……

崔健首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一共150多个“我”。

制作人梁和平说:崔健唱出了“我”,人们认识了崔健。

中国摇滚的生日,就定格在这一天。

台湾乐评人马世芳说:

“这张专辑是一把刀子,将中国音乐史切割成崔健前与崔健后。”

主流人士对这种唱法不置可否,

地下音乐圈有人羡慕有人嫉妒。

崔健在圈子内的地位迅速提高,

当初想跟他竞争的人主动放弃。

这首歌传到美国,陈丹青听了,

当场立马热泪盈眶,一言不发。

乐评人金兆钧私下转录了磁带,

朋友过来玩儿,他拿出来一放。

朋友说听不清唱的到底是什么,

金兆钧把歌词一字一句写下来,

朋友读了两三行后,嚎啕大哭。

后来,黑豹乐队的主唱秦勇说:

“唱完《一无所有》,大家都跟崔健走了。”

此后,崔健多次去北大表演。

一次演出上,他轻声地问:

“北大的学生,你们都准备好了吗?”

随后,飓风般的音乐坠击飞溅,

整个现场都变成了狂欢的海洋,

没能赶上这场的人都后悔莫及。

北大找到崔健,要他务必再来一场,

这次,三千人将现场挤得水泄不通,

北大学子发疯般在舞台下狂呼乱喊。

年底,北京大学成立了“北大崔健后援会”,

这个后援会,也是内地的第一支后援会组织。

热情洋溢的狂欢场景,是崔健演出惯常场面,

只要他一开腔唱歌,观众很难不站起来应和。

《人民日报》曾以一篇1500字文章“从《一无所有》说到摇滚乐——崔健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在文艺版头条发表。

这是摇滚乐歌手首次在内地主流媒体上被报道。

然而,在很多主管领导眼中,

他的演出实在太有煽动性了,

这也是最让他们感到头痛的。

崔健在北京首体再度演出时,

以摇滚风格翻唱《南泥湾》,

这使得他的音乐很快被禁播,

崔健本人也被交响乐团劝退。

年底,曹平想办崔健的演出,

他找了北京某大学提供场地,

定了崔健和乐手的演出报酬。

那所大学的党委书记问曹平:

“给崔健多少?”

曹平说:“一百元。”

书记听闻后,顿时勃然大怒:

“怎么,他刚唱完《一无所有》,就想应有尽有啊?”

无奈,崔健只能在主流不屑的角落里,寻找演出机会。

离开乐团后,他与“鼓三儿”张永光创立的中国摇滚元老级乐队——ADO合作。ADO两名外国使馆雇员向他介绍了雷鬼、布鲁斯和爵士乐,

于是,崔健音乐中,拥有了更具张力的灵动节奏。

1988年“新时期十年金曲回顾”演唱会,崔健准备了新歌。

他伫立追光灯下,双眼一抹殷红。

浑厚哀伤的嗓音唱出:“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曲终,崔健摘下红布,狠狠扔在地上,离开舞台。

这首新歌,是经典的《一块红布》。

王朔说,自己第一次听到《一块红布》的时候“都快哭了,写得太透了。”

次年,《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发行。

这张专辑,本来几周就能够搞定,

力求完美的崔健,却录了整一年。

一个人一生会做很多事,到头来让自己满意的不会太多,往往因为太多时候是在问别人是否满意,而不是问自己。

专辑仅在四川一省便订出40万盘。

北展的同名演唱会门票一抢而空,

这也是他第一场个人大型演唱会。

中场休息,一位笑星扔下一句话:

“这不就是一群小流氓么?”

崔健听到,拿起话筒面对现场两千余名观众:

“刚才有人说我们是一群小流氓。如果这个人不感到可耻的话,那么我们觉得非常的光荣!”

全场欢声雷动!

散场以后,座椅被观众踩坏六十多张,

主管单位一再强令现场不准出售啤酒,

所以,地上铺满了厚厚的一层可乐罐。

1989年5月19日,崔健与乐队在天安门献演。

演唱了《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像一把刀子》《一块红布》《从头再来》等歌曲。

广大观众深受鼓舞……

1989年7月,为亚运会集资,崔健策划首次摇滚全国大巡演,通过各方斡旋,他终于获得这次全国巡演的机会。

1990年1月28日,《从头再来》崔健北京演唱会拉开序幕。

首站,北京工人体育场。

随着崔健一句“大家准备好了吗?”

成千上万双手,随着节奏一起挥舞,

人们眼含热泪唱完了《一无所有》。

工体的空气,随着他的嘶吼,剧烈燃烧。

3月,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为第11届亚运会集资义演正式开始。

这是崔健影响最大的巡演,甚至被认为“中国迄今最成功的摇滚乐巡演”。

崔健踏上了四个城市的舞台——郑州、成都、武汉和西安

郑州,当《一块红布》曲调响起,全场人点亮打火机,燃烧着他们全部的激情;

成都,姑娘唐蕾冲上舞台狂吻崔健。

她后来成为著名的“成都摇滚教母”,专门资助新生摇滚乐队演出;

西安,女大学生闫凯艳,看完崔健演唱会后不久,毅然退学,考上了艺术学院。

如今,她叫做闫妮。

若不是崔健,她不会下决心走上艺术道路,

也就没有电视剧《武林外传》中的佟湘玉……

4月12日,崔健团队回北京休整。

没几天接到通知:演出被叫停

而在这之前,便早有人赶到成都,

专门给崔健传达过“三条精神”:

1.不准说煽动性的话语;

2.演出过程不要下舞台;

3.不要让观众们站起来。

叫停后,原定包含上海在内的其他五站,未能成行。盈利所得以征税名义被扣。

此后十余年,崔健在北京的演出,

要么因故取消,要么拿不到批文。

对无法在北京开唱,崔健从没公开抱怨过。

他,只会默默地用自己的作品和实力说话:

1991年,崔健第二张专辑《解决》发行;

专辑一经推出,《解决》《一块红布》《这儿的空间》《快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等歌曲,立即产生强烈反响,并成为传唱甚广的代表作。

其中,《像一把刀子》《最后一枪》,未印歌词

独立制作MTV《快让我在这雪地上撒点儿野》,在美国荣获三大音乐奖之一“观众最喜爱亚洲歌手奖”,这个奖项,是首次为亚洲地区设立。

1992年,赵健伟长篇纪实文学《崔健:在一无所有中呐喊》出版;

1993年,崔健与第六代导演张元合拍了实验性影片《北京杂种》;

1994年,崔健第三张专辑《红旗下的蛋》发行;

专辑音乐更趋爵士风格,并加入大量民乐打击乐。

标题曲《红旗下的蛋》和《飞了》,是崔健音乐风格向说唱衍变的显著体现。

由于某些原因,这张专辑刚刚上市就被停止销售

1995年,崔健美国巡演,这也是中国大陆歌手首次在美国举办个人巡回演出;

1996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谢冕、钱理群主编《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出版;

崔健《一无所有》《这儿的空间》,获选入第七卷(1979-1989)“诗”类。

1997年,崔健发行单曲《超越那一天》,后被收录入《七月一日生》合辑;

1998年,崔健第四张专辑《无能的力量》发行;

专辑是前卫数码摇滚,与他从前作品迥然不同。

音乐风格更为明显地显现出说唱及电子乐影响。

《混子》成为90年代青年人的真实写照。《无能的力量》《时代的晚上》《春节》则透露出世纪末情结,描述出世纪末剧变的国内社会经济状况。

全年演出十四场。

1999年,崔健重新发行他的第一张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全年演出二十二场。

2000年,崔健《1986-1996十年精选》发行;

2001年,崔健接到美国第43届格莱美音乐奖颁奖典礼邀请,但因“个人原因”未能成行;

同年,他与张元、曹诚渊策划两年的现代摇滚舞剧《给你一点颜色》在香港首演。

俞钟导演《我的兄弟姐妹》中,崔健饰演一位身为音乐老师的父亲。

该片创下当年国产片最高票房纪录。

缺少网络的九十年代,崔健近乎绝缘大众。

进入新世纪以后,对他的封杀才逐渐松动,

市场不再封杀他了,崔健却开始封杀市场:

因为电视台和商演场地所提供的设备太差,

导致呈现的音乐效果根本达不到他的要求,

崔健干脆就推掉了各方面的邀请,

数量大约占全国演出的四分之一。

既然不能呈现最好的自己,那就绝不凑合,

崔健真正在乎的,还是艺术上的“真”字。

2002年8月7日,崔健发起真唱运动

北京CD酒吧,众目睽睽之下。

传言与崔健不合的罗大佑,向他敬军礼。带头签名。

这一天的意义,不亚于他当年吼出的《一无所有》。

——中国摇滚第一人,打响了消灭假唱第一枪。

他犹如道破皇帝新衣的小孩,成为某些圈内人公敌。

“崔健老了,自我炒作”的舆论甚嚣尘上。

倔强的崔健并未退缩,全国巡演,一站站宣传真唱。

他之所以在“真唱”上下功夫,

一方面是觉得唯有真才是音乐;

崔健无数次地在接受采访时说:

“艺术的真实是不能妥协的,这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标准,而该成为一个不能逾越的底线。”

一方面则是出于对自身的领悟:

“艺人在很多人心中,就是个宠物群体。很多人并不把他们当成独立的灵魂,我不想成为宠物。真,才是人。”

他用十年时间,坚持真唱运动。终于使真唱成为社会普通认可的准则。

同年8月17日,崔健策划中国首届户外摇滚音乐节——丽江雪山音乐节。

开创了中国有史以来举行户外音乐节的先例。

2003年,崔健参加广州 “时代的晚上”音乐节演出,这是中国首届新年摇滚音乐节

2004年,崔健被列入“福布斯2004中国名人榜”第51位;

同年8月8日,崔健参加宁夏银川贺兰山“中国摇滚的光辉道路”大型音乐节。

当年国内最顶尖的十八支乐队及音乐人集聚贺兰山,为摇滚乐迷献上了当时全国最大规模的摇滚演出。

彼时还青涩的李志,这样描写老崔的演出:

“他完全不顾观众中举着的他的巨大的年轻时的标准画像,完全不顾一条写着‘红四方面军八分队’的旗帜。完全不顾大家震耳欲聋的呼喊。一首一首的新歌在唱。虽然我觉得他的新歌也不错。”

2005年,崔健发行专辑《给你一点颜色》;

专辑主题,分为红色、黄色、蓝色。

蓝色是专辑的最重要主题。

《蓝色骨头》可以说是整张专辑的主题歌:

“红色、黄色和蓝色,分别代表人的心、身体和智慧。如今这三个颜色统统被泥土盖了起来,就像眼前这个社会,大酱缸。多年的政治运动使人们厌倦了红色,周围黄色的肉体已经把灵魂埋没,只有扭曲一下我自己,抬头看看上面,原来是少有的一片蓝蓝的天空。”

9月24日,崔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举办“阳光下的梦”个人演唱会。

多年来的“封杀”状态彻底解除。

当年的歌迷走进熟悉的场馆,

再次听他唱起《一无所有》,

有的人动容,有的人沉默。

时间,早就匆匆逝去,

青春,已经不再回来。

同年,京文唱片发行中国首张真正意义的致敬专辑《谁是崔健》。

2006年,崔健成为美国摇滚杂志《滚石》中文版创刊号封面人物;

同年,他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篇电影作品《修复处女膜年代》。

2007年,崔健参加湖南卫视《超级歌会》,奥运倒计时500天庆典;

2008年1月5日,崔健时隔二十年,举办工体“时代的晚上”演唱会

同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地震。

5月22日,崔健发起“超越那一天”赈灾义演,并首唱为地震写的新歌《光的背面》。

活动全部收入,均通过中华慈善总会捐往灾区。

2009年,崔健执导电影《成都,我爱你》中的“未来篇”,该片受邀成为威尼斯电影节闭幕电影;

2010年12月31日-2011年1月1日,崔健与北京交响乐团合作,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两场“摇滚交响演唱会”;

86人编制交响乐队的渲染下,崔健以“摇滚乐+交响乐”方式演绎了自己的新老作品。

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合作,是全亚洲首次以“摇滚乐+交响乐”为主题进行跨界尝试。

摇滚乐队四五人规模,一首歌就需若干天磨合;

这一次的“摇滚交响”,则是接近百人的合作。

崔健说:“北京交响乐团这80多人不是来为我伴奏的,他们同样是这次表演和创作的主角。”

歌曲选择方面,第一首便是带着“去你妈的”的《宽容》,

老崔依旧率真任性,丝毫不输年轻时代。

2012年,崔健参与深圳卫视《年代秀》的录制,这是他电视娱乐节目的首秀;

同年,“蓝色骨头”巡回演唱会启动。

2013年,崔健执导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蓝色骨头》;

该片在第八届罗马电影节斩获“评委会特别奖”。

这也是他第一次以导演的身份出现在国际电影节红地毯上。

2014年,冯小刚曾邀请崔健参加春晚,唱的还是那首《一无所有》;

由于歌词内容过于消极,官方提出修改歌词的要求,他给出的回应是——

离开。

同年10月17日,《蓝色骨头》内地上映,

首日票房即200多万,单日票房榜第5名。

2015年,崔健受邀参加东方卫视《中国之星》发布会,任“巨星推荐人”;

同年12月25日,崔健推出专辑《光冻》。

专辑褒贬不一,但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个事实:

崔健所有作品,都在不断寻求自我突破,

崔健所有作品,都是需要时间来认识的。

《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之后的每张专辑,

都是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才被人们恍然大悟感慨:

“原来,老崔早就这样做音乐,这样写歌词了。”

他并没有野心代表别人,只是真诚地表达了自己。

2016年2月6日,《中国之星》年度总决赛,崔健战队选择歌曲《光冻》;

同年3月23日,《光冻》获得内地最佳国语专辑。

9月30日,崔健再次踏上工体的舞台,举行“滚动三十”巡演首演。

他说:“这不是一场服务性的演出,而是表达性的。在你们喜欢和我自己喜欢的作品之间,我还是选择唱自己偏爱的。”

这一年,也是中国摇滚三十年。

2017年,崔健推出专辑《摇滚交响音乐会》;

2018年,崔健仍奔波在各大音乐节,为振兴摇滚乐付出实打实的努力……

崔健重回首体那年,《超级女声》引发收视狂潮,

一个新的时代偶像,凭借三百五十万张选票诞生。

老崔的愤怒,摇滚的批判,似乎都已不再重要。

摇滚乐未能如人们预想,绽开绚烂的花朵,

一个崭新的,娱乐至死的时代却悄然来临……

崔健喊来“七合板”的老朋友杨乐,

曾经担任专辑制作的“子曰乐队”,

拼尽气力,为中国摇滚摇旗呐喊,

然而,终究逃不过《中国之星》低迷的结局。

“滚动三十”演唱会上,崔健说:

“大家站起来吧,坐着听摇滚多累啊!”

台下响应寥寥,使这句话充满无能的力量,

再没有多少人,能够像当年那样狂热呼应。

这些年来,很多人都变得越来越“聪明”,

他们谈起崔健会说:

“丫早就不是当初的崔健了”“新歌难听”“老顽固还活在过去”……

他们挥舞着五颜六色的旗帜,穿梭于各种音乐节,

手比金属礼,嚷着“躁起来”……

只是再也不见真诚的热泪,再也没有深邃的思考。

精神没了,粮食就是口饭。

解放思想前提是有思想,不然解放出的都是欲望。

崔健,更像一个老战士该有的样子,

他用颤抖的双手,对抗着整个世界。

这个轻佻时代,流量偶像你方唱罢他登场,

还好,老崔还没到提起来没人认识的地步。

老崔是难以单纯定义为“摇滚歌手”的。

他是自由音乐人,剧变记录者,

心灵的描摹师,时代的介错人。

他的歌词,开创并标示了汉语新高度;

他的写作,直击中国社会文化命门穴。

他藉红布蒙着眼,始终站在我们身后。

老崔大概会困惑,“美丽新世界”太浅薄,所以他无用武之地。

不过,他看尽眼前楚剑吴钩,从来平生未低头。

老崔,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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