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反对因言获罪: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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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
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
关于民主和人民发声的问题,习仲勋曾经有过明确的态度,并且不止一次的在正式场合下表明。在《关于“李一哲”案件平反的情况报告》中,他曾这样说:要鼓励大家解放思想,充分发扬民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管是谁说的,不管是什么本本,只要是不符合实际的,都不能照搬,做错了,都要纠正。

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当前特别需要强调社会主义民主。我们党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应当允许人民讲话,鼓励人民去关心国家大事。人民群众讲话,讲错了不要紧,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顺耳的话,刺耳的话都应该听,只有这样才能集思广益,才能生动活泼,热气腾腾。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

害怕民主,是神经衰弱的表现。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会珍惜自己的民主权利。

一定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决不允许把人民当阶级敌人对待。

习仲勋: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中国社会问题中,法制问题十分突出。颁布了那么多法律,是否能真正执行?县委书记、省委书记的一句话就可以代替国家的法律,更别提党和国家领导人了。这种现象很不正常。因此,国家若要长治久安,必须依靠民主的发展和法制的完善。我们万万不能站在老百姓头上,如果我们的干部叫人家一看,是个 “官”,是个“老爷”,那就很糟糕。扣压群众来信、阻止人民来访,是割断群众和党政机关的联系,是封锁中央的错误行为。

共产党的机关,共产党的干部怎么能怕老百姓,对老百姓没有感情?那能叫共产党的干部吗?这样的干部在封建社会都不算好官!

不管你当多大的官,不要忘记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真真切切为百姓着想,要联系群众,要平易近人。

古今中外的事实表明,一个封闭的民族是很难发展进步的。

千言万语说得再多,都是没用的,把人民生活水平搞上去,才是唯一的办法。不然,人民只会用脚投票。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啊!

——上述内容摘自《习仲勋传》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习仲勋: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习仲勋在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并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时候,曾对组织起草《民法通则》的几位主要同志说:“谁都爱听好话,听赞成自己的话,但这些话很多是假话,有的是捧场,有的是敷衍应付。我们征求意见的目的,本来是为搜集各种补充意见,但是,人们一听到比较尖锐的不同意见就往往不高兴,‘你小子,拆我台!’有权的人有这种想法就很危险。”
习仲勋同志说:“我长久以来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怎样保护不同意见。从党的历史看,不同意见惹起的灾祸太大了!‘反党联盟’、‘反革命集团’、‘右倾投降’、‘左倾投机’等等,我经历过的总有几十起、上百起,但最后查清楚,绝大多数是提了一些不同意见,属于思想问题,有不少意见还是正确的。我们对党的领导人,应当热情拥护,对党的方针、政策应当坚决执行,但是对领导人的主张,对党的方针、政策,不是不可以提出不同意见。因此,我想,是否可以制定一个《不同意见保护法》,规定什么情况下允许提出不同意见,即使提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受处罚。”对此,参与工作的民法专家李由义说:“宪法已经规定了‘人民代表在代表大会各种会议上的发言和表决,不受法律追究’,这正是保护不同意见的法律。”习仲勋说:“我的意见是,任何人都应当有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不只是人民代表,人民代表才有几个?也不只是在各种会议上,平时说几句不同意见就犯了罪了?”

李由义说:“前些时讨论修改刑法,已取得共识,对仅有思想而没有触犯刑律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也就是说,任何人,不能因为持有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处以刑罚。”

习仲勋说:“不给刑罚,还有批斗、禁闭、降职降薪、调离、开除等等处分等着呢。我说的保护,是指保护不同意见者的一切权利,不受刑罚,也不受其他处分,这样才能让人畅所欲言。”

李由义说:“您说得很对。这正是当今社会上普遍地不说真话的根本原因——怕受处罚,怕说了真话倒霉。记得1945年毛主席到重庆,接受路透社记者甘贝尔的访问,曾明确指出,我们要施行民主,也即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也要施行罗斯福总统提的四大自由。”

“四大自由”,指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前三项自由都属于保护不同意见的范畴,要确保不受处罚,不受威胁,人们才能敞开思想说亮话。1949年制订《共同纲领》,明确规定言论、出版自由。1954年制订的我国第一部宪法,甚至“四人帮”猖獗时期制订的1975年宪法,以及现行1982年宪法,都规定言论、出版自由,但至今没有制订有关法律。李由义认为,习仲勋同志从他亲身经历中体会到保护不同意见的重要性,这也正是我党和国家长期没有解决好的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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