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会议,不同寻常……

周末国内有个50人论坛,级别很高,刘鹤、易钢出席,很多退休官员和经济学者的发言都很猛,有很多尖锐的意见,摘录几个你们感受下:

楼继伟:靠行政手段“去杠杆”属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关停并转升”措施。

李杨:民企只有并入国企才能活下去,私营经济离场好像并非虚妄之谈。

吴晓灵:让国家全面进入法治轨道才是有效防止贪腐、避免中国陷入“黄宗羲定律”的有效途径。

吴敬琏:改革开放40年主要教训:坚持市场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

杨伟民:地方五级行政应改为三级,没必要都套用几大班子,减少政府机构。

这里面有两点笔者要特别提一下。

一是“黄宗羲定律”。

所谓黄宗羲定律,指一种根据历史得来的经济学、政治学现象: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为减轻、规范农民的赋税而推出的合并赋税类新政策,仅在初期起一定作用,随后便无法抑止层出不绝的新税;而后代王朝,往往在前代的基础上合并赋税,导致不同名目的赋税被反复叠加征收,最终变本加厉地加重农民负担。明清之际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明夷待访录·田制》将此称之为“积累莫返之害”。

说白了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税费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税费改革后,由于当时社会政治环境的局限,农民负担在下降一段时间后又涨到一个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所施行的一条鞭法:将农民上缴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折成银两,并明令不得增加其他名目的赋税。但到了明朝后期,朝廷仍然征收其他赋税,如为了应付满族卫所首领的零星动乱、以及后来的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的大规模叛乱而开征的辽饷等,加重了农民的负担,客观上激化了农民起义。

温总曾在两会期间使用过该名词,而使其声名大噪。当时,针对农村和农民税负过重问题,温总表示“共产党人是彻底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一定能够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

当下,包括学界,中国社会也有了会否重蹈“黄宗羲定律”的担忧,不过此次针对的是中国民营经济前途。当前中国的税制改革,初衷是减轻中小企业税负,但由于现行中国税、费改革政策并不完善且缺少整体的配套改革措施,反而对中小企业造成负扶持。

二是“国进民退”非虚妄之谈

据悉,作为与会的最高阶官员,虽然刘总在听完前两人——吴敬琏和楼继伟的发言,便因有其他要务提前退场,但作为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刘的到来,至少表明高层愿意倾听学界有关中国经济的批评声音,相信刘以及高层对于论坛上的犀利批评声音也已有所了解。

在研讨会上,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吴敬琏,狠批政府喜欢搞大量投资拉动增长的发展模式,认为这种模式是造成高杠杆的原因,容易导致系统性风险。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怒怼“国进民退”,认为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所讲的“私营经济离场”不是虚妄之谈,现在民企生存艰难,到了不并入国企活不下去的地步。

9月11日,中国金融研究者吴小平发表文章,提出“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此文一出,舆论场哗然。

虽然,吴小平的文章被认为“逻辑混乱,行文简陋,也谈不上什么严谨论证,其判断的水准有待商榷”。但值得深思的是,正是这么一段“粗鄙的言论”,竟然掀动群情激愤,可见围绕民营经济的焦虑感是全社会都有切身体会。

如此之多的经济学家产生了“国进民退”的担忧,表明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可能确实有这样的趋向。有观点认为,如果不对当前“国进民退”的势头加以遏制,势必影响中国日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走势,不利于长期稳定发展。

“国有资本入股民企”,是中国2015年推行的最新一轮国企改革的重要手段。中国此轮国企改革的目的是“做大国有企业”,并且可能要建设新一批“有国际竞争力”的国企,在国民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况下,市场蛋糕总额是有限的,政策向国企倾斜,草根民企的生存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这就是民营经济焦虑感产生的现实原因。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评价国企混改时也直言,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把民企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么国企就是趁虚而入。

以职位和分管领域来看,刘总是继朱总之后,经济事务担子最重的副总理。因此,如何摆脱国进民退的舆论困局和现实焦虑,打消民营经济的忧虑,给民营经济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应该也必然会被摆上刘的案头。

如何破解,是庙堂之上的他,以及其他高层们应该认真考虑的。

总结:

国企改革:向财务投资方向改

产权改革:向产权保护方向改

政府财政:实质减税

法治问题:减少行政力量

归根结底一句话,逐步降低政府对生产要素的支配作用。

在很难听到不同声音的今天,竟然一下子听到了这么多不同的声音,有点不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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