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我的名字来源于一桩痛心疾首的往事

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父母都不识字,我上边有两个姐姐。一个男孩的降生,给这个贫困之家带来了欣喜。

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消息传到家里,祖母悲痛欲绝,日夜哭泣,时间一长,眼睛也失明了。在“文革”中,有人攻击我,要我改名字。我说,你们不了解,这是我叔叔取的,“官”是家里吃“官司”输了,“正”是兄弟一辈的辈分,没有想当官的意思。又有谁知道,这个名字来源于一桩痛心疾首的往事!

当时爷爷奶奶、我们一家,还有大叔一家、细叔都挤在一幢很小的三间瓦房里。由于贫困拮据,三世同堂难以维持,终于分了家。这房由爷爷奶奶和细叔住,我家和大叔家搬了出去。大叔家到外村借人家的茅屋住,我家借了亲戚的一间半破屋住。后来妹妹又出生了,全家六口挤在一张旧床上。

当时,家里生活非常苦,常常吃了上顿难保下顿,一年到头常喝稀菜饭,最可怜的是父母和姐妹。因我是男孩,母亲对我特别关爱,每到晚上都给我一个红薯吃。夏季雷雨交加时,母亲怕房子倒塌,就把我往床底下塞:“你快进去,要是房子倒了砸了你,我们家就断根了。”那种特殊照顾令我终生难忘。有一次,在床底下趴着时,突然发现墙角盘着一条蛇,把我吓得要死,赶快往外跑,外面大雨倾盆,雷电交加,我成了惊呆的“落汤鸡”。至今一想到那条蛇,还有些毛骨悚然。

我大概5岁时,一有钱邻居家的儿子结婚,一个小孩端着饭碗,在草地上摔倒了,把饭和碗里的粉蒸肉撒在地上。母亲等人家走远后,把地上的肉捡起往我嘴里塞,那味道真好,感到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肉,接着母亲又把草上的饭也抓起来给我吃了。

更让我难忘的是,有一年倒了圩,家里全淹了,日子异常艰难。把谷打碎,与糠米一起加菜煮了吃,外加一碗没放油的咸菜,吃过饭后,胃里常常像刀割一样难受。后来米没有了,只能吃糠拌菜,两天拉不出大便。父母着急,让我蹲着,母亲用筷子从我屁眼掏大便,有时还要用水灌冲。后来,父亲买了一些麻油要我喝下,同时多喝水,才慢慢把糠屎拉掉。真是不堪回首啊!

江西的冬天阴冷阴冷的,鄱阳湖边更是常常寒风四起。家里穷得买不起衣服,整个冬天,只穿一条旧裤,没有袜子,几乎整天蜷在被窝里,特别是晚上起来小便,经常冻得牙齿咯咯响。

8岁时,父母送我去读私塾,大概用了几个月,很快就把识字的三本书学完了。先生要我背《千家诗》,后来又要背《纲鉴》,我识字背书常受先生夸奖。对《千家诗》和《纲鉴》,那时虽会背诵,但不解其意。

9岁那年,家里实在穷得没法,只好中止学业,直到解放。1950年秋天,我常趁着拾猪粪的时候,到村里小学教室旁晒太阳。老师在里面教,我隔窗认真地听和记。放学时,为了显示一下,我故意大声背诵老师教的内容。一个胖老师,后来知道是詹洪钦老师,听到后问我:“你叫什么名字?读过书吗?怎么不来上学啊?”我回答说:“读过一年私塾,已经忘了一大半,家里穷,没钱上学。”他说:“你家连几升米也没有?”我听后,默然离开学校回了家。

几天后我要求去上学。父母说,真供不起,你就种田吧!我不死心。又过了一天,我“偷”了家里几升米,用一条旧裤子扎着,背着父母,一溜烟跑到学校去报到。学校管事的人用秤称,问:“还多出五两半,怎么办?”我说:“那就给我几分钱吧。”第二天,我出门时母亲问:“你到哪儿去?”我回答:“上学去。”母亲说:“没有钱啊,你怎么读?”我小声说:“我有办法。”

到了学校,老师看我已过12岁,问上几年级,我想了一下,就说,“上四年级”。上课时,语文课本里许多字不认识,算术更没学过,跟不上老师讲课的进度。经过努力,勉强上了五年级。五年级开始要写作文,我不会,常抄同学的。算术学得还可以,历史、地理记不住。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五年级下学期,才慢慢地补过来,能跟上学习进度了,有的课学得也不差。

儿时我也有些调皮。有一次历史考试中有一个填空题:宋代哪个奸臣害死哪位民族英雄?我搜肠刮肚都想不起来,心想老师什么题目不出,偏出个我记不住的,那我就写你的名字。于是,我就填上“某某”害死了岳飞。老师非常生气,给我打了零分,说:“你太不像话了,我是奸臣秦桧?”我回答说:“我记错了。”他更生气了,说:“你诡辩,不老实。”我小声嘟囔:“就算这道题做错了,也应该给90分吧,其他都做对了啊!”老师一点儿也不让步:“你污辱我,不这样,你改不了。”现在想起这事真后悔。

记得在六年级,我与一个同学打架,受到谭校长的严厉批评,罚我们到井里提水并抬回来,还说什么时候我们和好了,就不用再去抬水。我们俩往井边走,我说:“今后我们莫打架,好吗?我们回去,不抬水给他们吃。”这位同学说:“好。”我们俩抬着空桶回来,谭校长一看很生气,说:“你们真坏,带一桶水总可以吧?”我说:“你不是说什么时间和好了,就不用抬吗?我们走到井边就和好了。”其他老师听了哈哈大笑,我还觉得很得意呢!

我7岁就开始放牛、锄草、犁地、耙地、割禾、车水,除扛禾斛、水车外,几乎所有农活都会干。上学后,星期天和寒暑假都要帮父亲干农活。9岁那年,在殿嘴上耙田时,不小心摔倒了,脚被耙齿割得鲜血直流,痛得死去活来。有个好心人把烟丝往洗净的伤口上撒,用布包上。记得躺了好久,才忍住了痛,几乎是爬回家的。母亲看了,直流眼泪。

1952年年底,我小学毕业。在家劳动了半年,1953年夏,乌泥小学18人参加初中升学考试,我和村里另外两位同学考取了。为筹学费,我四处捡猪粪、拾瓜子,备钱上学,有时也到学校去看看书。

解放时,我家评的成分是贫农。土改时本来分给两间地主家的房子,父母考虑到我的五爷爷因参加革命在琵琶洲被国民党杀害了,担心变天遭报复,商量后要了祠堂的牛栏,把牛粪、杂物打扫干净就搬去住了。这个牛栏约十米长、三米宽,还有个小偏房,大概六七平方米。小偏房的南墙和东墙是用拆了的旧船板钉起来的板壁,很难看,板缝大小不一,大的可以伸进拳头。

最别扭的是,我家偏房出口的东边不到一米,就是邻居家的厕所,而偏房是我家做饭和吃饭的地方。每当我们吃早饭时,他就来拉屎,实在臭不可闻。几经交涉,邻家就是不迁走厕所,找村干部,也不管。有一天,父亲忍无可忍,要拿砍柴刀去拼命。母亲拽着他,大声喊我进去。我拉着父亲,哭着说:“你怎么这样糊涂,杀了人要抵命的,家里就你这一个劳动力,以后我们怎么过?你下决心送我读书,我们家总有出头的日子!”父亲软了下来,说:“旧社会受人欺侮,解放了还这样,日子怎么过?”这个臭厕所直到我上大学后,也不知什么原因,才迁到了离我家十多米远的南边。

到我从清华大学研究生毕业参加工作后,用落实政策补发的六百多元钱,把这旧房拆除,在前面盖了三间平房,总算了却父母的心愿,弟弟找对象时才有了一幢砖瓦房。

住在牛栏里,被许多人瞧不起,使我最伤心的是一位亲戚对我母亲说:我的亲戚都住好房,就你家还住狗跳得过的破房。母亲说:我们没有本事,有什么办法?她接着说:那你儿子还读书呢!母亲默默承受着。我回来后,母亲哭着对我说:太欺负人了,人穷盐钵里都长蛆,你要好好读书,为妈争口气。我听后,也哭了。

(选自吴官正:《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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