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官正成长记 | 爱人撰述

本文选自吴官正《闲来笔潭》(人民出版社2013年5月版),作者是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吴官正的爱人张锦裳,原标题《相伴五十年》》。文中小标题系呦呦鹿鸣所加。

老吴退出领导岗位后,我劝他写点回忆录,他一直不同意。因为许多事要谈到他本人,所以不愿写。正如马克思的女儿爱琳娜说的,“一切人最难描写的正是自己”。后来我劝他,写点回忆的东西,让孩子们知道你是怎么走过来的,对他们的成长有好处。在我再三催促下,他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我看了之后,也想了一些事,觉得有必要作点补充。

一、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

1956年,我考取鄱阳中学。8月底开学,到学校签到后,与同学张淑文到街上买生活用品。回来的路上,看到许多人围在一起聊天,其中一个是张淑文的小学同学,喊我们过去。进了人群,看到一个黑黑、瘦瘦的男同学正在滔滔不绝地讲故事、讲笑话,大家都站着听,不时被逗得哈哈大笑。由于我们还有事要做,站了一会儿,便离开了。我问,这个人怎么这么能讲?有个女同学说:“我们是初中同学,他是班长,别看他又黑又瘦,可会读书啦。”这是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我被分配到高一乙班,第二天上课,看到他也进了这个教室,老师点名时,才知道他叫吴官正。

高中三年,证实了那位同学的话,他的成绩非常好。那时老师上课经常会发一张小纸条,或是检验前几天授课内容吸收得怎么样,或者考查当天的学习内容接受得如何。他除了唱歌不行(考乐理还可以),其他课程不管小考、中考、大考、期中、期末考试,总是考得最好。老师改卷子,常常首先把他的卷子挑出来,打上满分,然后对着他的答案改。有一次,他的数学卷子一处小数点点错了位置,应该扣一分,老师没有看出来,同学发现了,向老师提出,才改了过来。这是因为他极少出错,连老师都形成了这样的习惯性认识。有一天,一个同学因一道几何题做不出来,正好数学老师进来了,就坐下来为这位同学解答,大家都围上去听。过了好一会儿,老师还没有做出来,急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有点下不了台。我听到有人轻轻地说,吴官正你来讲讲,他不出声。又等了一会儿,他看老师仍然没有做出来,就在旁边提醒说:“老师,能不能从这里添一条辅助线到那里?”老师连声说:“对,对,对!”然后按这个思路给同学们解了题。

一看就知道他家里非常困难,冬天只穿一条裤子,从没见他穿过袜子,夏天上身总是一件蓝色褂子。因为他就这一件,洗了只能光着脊背,老师知道他家里就这个条件,也不批评他。当时学校要求着装整洁,全校就他一个人有这个“特权”。冬天上课,我穿着棉袄还冻得直哆嗦,他穿着单衣还能聚精会神地听课。下课时,为了取暖,同学们互相追逐,打打闹闹,我性格外向,有次在课桌上跳来跳去,吴官正见了说我像个疯子。我认为他太凶,开始对他印象并不怎么样。

班主任薛老师对我非常好。我到鄱阳中学报到不久,她就对我说,以后晚上自习就到她的宿舍去。后来才知道,薛老师在签到时看我的字写得可以,就比较喜欢我。她让我去她宿舍,是让我给她当“挡箭牌”。她失恋了,可能是周围同事没有她中意的,有男同事来找,她就把手帕扎在头上,躺到床上装病,让我去开门,同事看我在宿舍,不太方便,只好回去。薛老师平时总带着我,对我比较“特殊”,同学们包括吴官正对我也比较“关注”。上高二时,有一次上化学课,老师要我到黑板上做题,给我打了五分,下课后,吴官正向我要化学作业本。我很纳闷,心想你学习那么好,要我的作业本干什么?后来,我发现他还给我的作业本里夹着一张纸条,上面写了一首诗……

二、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高三上半学期,吴官正的父母得了伤寒,他回家探望。由于家里太穷,一家五口人挤在一张床上,他染上了副伤寒。回校后发作了,高烧不退,学校医务室治不了,转到鄱阳县人民医院,没有药,烧退不了,在校长的请求下,县委书记批了18颗氯霉素,救了他的命。烧退后,出院回到学校宿舍调养。他给了黄善龙同学一角二分钱,让他帮忙买包子。我陪薛老师去宿舍探望他,遇到黄善龙。黄善龙把钱塞给我,让我替他去买。我心想,一角二分能买几个包子?就添了一些钱,买了十个包子让黄善龙带给他。吴官正吃了包子,胡说一通:“包子圆又圆,一个二分钱;包子甜又香,买了个张锦裳。”闹得全班同学都知道了。

买包子的事传开后,一个同年级不同班的女同学找到我问,听说你和吴官正在谈恋爱?我说没有。她说,你可不要跟他谈,他妈妈还在生小孩,家里住的是牛栏,穷得叮当响,连一个像样的凳子都没有,你会苦一辈子的。我当时并不知道她讲这话的用意,后来才知道,他们两家相距只有八里路,她曾经到他家去过一次,看到锅是半边锅,凳子是麻子凳,就有些心灰意冷了。毕业后,她听说官正考上了清华、我和他结了婚,又来过官正家一次,发了一通脾气,抱怨着离开了他家。

吴官正见班主任对我很好,就向班主任透露了我们之间的一些事。班主任问我,我不承认。高中三年转眼就过去了,很快到了1959年夏天,我们都参加了高考。官正高考时发高烧,校医给他打了退烧针,才坚持考下来。当别人问他考得怎么样?他说,估计第一志愿可以考取吧。大家听了都很吃惊。高考填志愿,他听了老师的劝告,填了清华,我怕他考不上,和张淑文同学去劝他,要他报个一般的学校,今后有饭吃就行了。他说,那是他的愿望,考不上就种田。一个多月之后,他真的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跑到县城来告诉我,我以为是在做梦。鄱阳中学是江西最好的高中之一,但考取清华大学的学生也是极少的。

他怕我不放心,提出结婚,我同意了。我们结婚只有两床高中读书时盖过的旧被子,张淑文送了一对枕头套,就住在牛栏里,床是破船板拼的,上面还有很多钉子。与他结婚,我家里人既高兴又担忧:一方面他学习刻苦,人又聪明,将来肯定有前途;另一方面他脾气不好,而且还要等六年时间,不知他会不会变。

三、组织上专门来信为吴官正辟谣“离婚”

暑假结束,他就去清华上学。我们到鄱阳中学去与老师告别,没想到杨副校长要他到财务科领20元钱,上饶教育局给考上大学的学生总共拨了50元路费,给了他五分之二。我的哥哥给了20元,他叔叔给了一些钱,他的姐夫和妹夫也凑了一点儿。听说北方的冬天非常寒冷,我把一件自己的旧棉袄给他带走。

他走后不久,我就去田畈街中学教书。公公用扁担挑了一床被子,一个小箱子,送我去报到。到了鄱阳,本来打算在亲戚家住一晚。不料,女主人一见到我们,就赶紧往屋里躲;男主人说,我这里住不得。我赶忙说:“爸爸,我们走。”当时已是黄昏,我们只好来到一家旅社门口,坐在那里等待天亮。没想到遇到了高二时辍学的同学黄沐贞,她虽然很穷,还是请我到她家吃了饭,硬把我留了一天。离开时,我送了一些咸鱼给她。说也巧,在鄱阳县城的大街上,又遇到一位姓施的同学,他说田畈街中学离我家有上百里,最好能回余干教书。然后他到邮局给余干教育局打电话,问要不要老师,教育局当即答复同意接收,这样我就调头返回余干,被分配到三塘中学教书,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

到了三塘中学,发现只有我一个女老师,年龄也最小。我每月只有26元钱工资,还要赡养公婆、承担家里的日常开销。第二年大儿子出生,增加了新的生活压力,只能节衣缩食。我夏天舍不得买蚊帐,冬天晚上就用盐水罐子装热水放在脚下取暖;每月买些米,靠公公、婆婆捎来的咸萝卜、咸腌菜、咸鱼下饭。由于缺乏维生素,嘴巴长了疮,脚常烂,鼻翼两旁常脱皮,红红的。由于营养不良,有时候感到天旋地转,眼前好像有各种颜色的东西飞来飞去。朱国治老师两次劝我:“你要吃点新鲜菜,注意身体。”过了段时间又对我说:“你这样下去,身体会垮掉的……”我说:“谢谢你的好意,每家都有难念的经,目前我家的情况只允许我这样,以后不要再提了,不然我心里很难受。”有一次吴官正回来,校长找他谈话,说:“你要关心张锦裳老师的饮食,这样下去她身体撑不住的。”从那以后,吴官正再不允许我寄钱给他,寄过去他就退回来。

我对穿衣服也不讲究,当然也没条件讲究。当时发的布票,全交给了婆婆。有一天上课,我在板书的时候,学生们在下面笑。我转过身来问:“你们笑什么?”学生们说:“你看你的背。”原来我褂子破了。有一次,我从学校回到娘家,遇到小学同学来找我玩,妈妈看到我穿得太差,伤心得掉眼泪,从妹妹黄裳身上脱了件衣服给我穿上,才让我出去。

吴官正在清华上学时,也给我买过一些东西。先是给我买了一双皮鞋,可惜他不知道我穿多大号的,小得穿不上。后来,又托人给我捎回一块布,料子很漂亮,我也很喜欢。当时江西余干农村,一般人家每年只有春节和端午节才请裁缝到家做两次衣服。我想让裁缝用这块布给我做一件褂子,师傅量了量尺寸,开玩笑说,这点儿布只够做条短裤。有一个姓张的同学到北京出差,去看了官正,回来后告诉我说,北京很冷,赶快给他做几件衣服。我向婆婆要布票,她问:“是给你买还是给官正买?”我说:“怎么啦?”她没作思考就说:“给你买,就拿去,给官正买,就不用了。”我吃惊地问:“为什么?”她说:“官正在北京,靠着毛主席,还会冻了他?”我只好从娘家要了布票,买了一套绒衣给他寄去。这个同学第二次去北京出差,回来时官正托他给我捎了一套衣服。他回来后对我说,自己现在谈了一个女朋友,希望我把这套衣服借给他。我非常为难,但同学开了口,还是给了他。

1960年,大儿子出生。因为是第一胎,好几个小时才生下来。当时身边只有两个女学生陪着我。孩子刚满月,我便把小孩留在家里,自己返回三塘中学教书,在路上正好遇上倾盆大雨,身子被雨水浇透了,从此落下了风湿病,经常腰痛、脚痛。1964年,二儿子在乌泥老家出生,接生员从地里赶回来就接生,农村条件差,没有消毒的酒精,剪刀也是生锈的,孩子生下来得了破伤风。我哥哥挑着孩子赶到县城,正好我的同学在那里当护士,赶紧给孩子打了针,才保住了他的命。

那时官正两年才回来一次,我既盼他回家团聚,又为他往返的路费发愁。有一天,我正端着罐子吃饭,工友送来了他写的信,说是暑假不回来了。我看后先是有些怅然,又感到一阵轻松,心想上次他回来时借的钱还没有还清,这次不用再借钱了。可是没过几天,突然有人给我捎信,说吴官正已经到家了。我当时一下愣住了,学校规定教师借钱一次只能借工资的10%,老师都放假了,去哪里借钱呢?只好待在学校。校长知道了,特批借给我五十块钱,救了燃眉之急。

那时每位教职工要负责为学校种一小块菜地。一年秋天,我把菜地里的老白菜拔掉,准备再种上其他菜。有个领导给我穿小鞋,说老白菜的菜籽是留作种子用的,我这么做是破坏生产。这样我就被下放到小学教书。又过了不到一年,中小学的老师全部下放,让工人、厨师和清洁工教书。下放期间,我在吴官正家乡种了两年多田,做饭、纺花、织布、做鞋、喂猪,样样都干。刚开始挑着担子过独木桥,吓得直哆嗦。这段时间的农村劳动增加了我对农民群众的了解,加深了与他们的感情。

落实政策后,到乌泥学校任教。我尽全力解除官正的后顾之忧,婆婆生病,我忙着请医生、买药、端屎倒尿,悉心照顾;支持他弟弟上学,帮他弟弟买衣服和一些日用品,后来又张罗着给他弟弟找媳妇,添置了一房子新家具,将弟媳妇娶进门。我觉得丈夫不在家这就是我的责任。我的房间里只是一张破船板拼的床和一个透明的塑料袋。

我对吴官正非常信任。在三塘中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带着小孩来玩。她跟我说:“我好可怜,丈夫上大学不要我了。而且他只是上的一般大学,吴官正上的还是全国最有名的。我现在一无所有,你要吸取我的教训,不要寄钱给他了。”我说:“吴官正在北京读书正需要钱用,我不能不寄钱去。他本质很好,非常负责任,我很相信他,他不会变心的。”有一次,乌泥大队的干部讲吴官正要与张锦裳离婚,他的堂兄吴火正听到后跑到学校告诉了我。我见他言之凿凿,就让他写信给吴官正,问是怎么回事。就在等待回信这段时间,同事、工友议论纷纷,我也有些六神无主,上课走神,站在讲台上发愣。后来,校长找我谈话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你不要听他们瞎说。”我婆婆知道了也说:“我儿子不是那样的人,绝不会做缺德的事,你放心。”官正收到堂兄的信,就把信交给了组织,组织上专门给我回了一封信,说吴官正是个好同志,一心扑在学习和工作上,让我不要听信谣言,保重身体,安心工作;组织上还给公社党委写了信,请公社领导帮助做我的工作。暑假吴官正从学校回来,有的乡亲们认为他是回来离婚的,还有人说,我们商量好了,两个儿子,一人一个,两只箱子,一人一只。为了澄清这件事,他拉着我到大街上走了一圈。我告诉他:“家都说咱们要离婚,连县委书记都这么说。”他说:“你怎么能轻信别人的话,党和人民是希望我们好,不希望我们分开,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

四、市委领导有过交代,要把吴官正家属迁移的事办好

他清华大学毕业前,在上海实习,与同学们一起攻克了一些难题,加上品学兼优,学校给他发了金质奖章。党组织曾动员他考研究生,他考虑到家庭困难,没有报考,后来学校党委打电报到上海,要他回校参加研究生补考。考试完,他回到老家说不想再继续读了,我劝他坚持下去,说:“家里的事你不要考虑,我来顶着。”他又读了三年研究生。毕业后,上海的一个研究所要他去工作,他说:“上海人才多,不容易带家属进去。”组织上又让他去北方某单位,他怕我和孩子们吃不惯杂粮,提出去武汉,那里离家乡也比较近。他到武汉报到,提出去工厂,并说工厂离市区远一些、工厂大一些更好,可以不受干扰干工作,也会有比较好一些的科研条件。就这样,他去了武汉葛店化工厂,那是一个有几千人的大化工厂,方圆有几公里。

他工作十分卖力,技术也好。平时在工厂里转,没有故障时,就坐下来看书、设计、做实验,晚上常在值班室睡觉,一旦新上的技术系统出现故障,就立刻赶过去。有一次,氯化聚醚车间一台近万个元件的测温设备出现故障,技术人员和工人处理不了,一天未找到原因,到晚上只好请吴官正来。他问了一下情况,考虑了一会儿,接通电源,很快找到了原因,使设备正常运转,车间恢复了生产。葛店化工厂的职工说,吴官正的脑子转得快,就像挂在墙上的算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在寝室和工作间看书、设计、做实验,给工人同志传授技术。与蒋伯雄等同志一起搞了近二十个项目,其中有几个项目达到全国同类企业先进水平。

1974年7月的一天,校长找到我说:“张老师,组织上调你去武汉,去年调令就来了,你教物理,咱们缺物理老师,没有人接替你,就没有告诉你,今年学校已接收一名大学生教这门课,你可以走了。”想到十五年的两地分居生活即将结束,我非常高兴。调我的事,他没有向组织提出申请,是武汉市委的决定,他也是后来才知道的。

搬家前,最大的麻烦是孩子的户口问题。我们当时没有经验,给大儿子、二儿子随爷爷奶奶上了农村户口,只有三儿子跟着我上了城市户口。迁户口时,大队、粮食局、县里的领导都不同意两个儿子转为城市户口。我说:“我们夫妻俩都是城市户口,孩子户口应该可以改过来吧!”工作人员说,落什么户口就是什么户口,不能再改了。我只好给吴官正写信。他回来后,我们一起步行到余干县城办户口,找了乌泥村一个在县城工作的干部,他也说帮不上忙。因为假期快结束了,我们只好带着二儿子、三儿子先去了武汉。

到了葛店化工厂,吴官正就把我们三人托给了他的同事,自己马上搭车返回市里去落户口。到了公安局,民警看他穿一身旧工作服,口音很重,问他哪里来?干什么?他说:我从江西来,上户口。工作人员看有两个孩子是农村户口,说要改户口可不行,除非有上级领导讲话。他老实说,上边没有人说话。工作人员又瞟了一眼介绍信,忽然问,你就是葛店化工厂的吴官正?他回答“是”。工作人员连忙请他坐下,把我和三个孩子的户口都上了。原来,因为吴官正技术和工作出色,市委领导有过交代,要把吴官正家属迁移的事办好。

他回来高兴地说,户口办下来了,全家人高兴得不得了。这事虽然花费了很多精力和口舌,我们也理解工作人员的难处,因为当时户口迁移的规定很严格,改户口和迁户口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在离工厂几里远的农村租了一间房,屋里很简单,一张床、一个灶、一张桌子,吃住都在里面。因为回来接我们,耽误了几天工作,官正上班后不分昼夜,连续工作了三天三夜,全身浮肿。厂里的书记郑仲衡强行把他送了回来,命令他睡觉、休息,对我说:“小张,你要把小吴看好。”

我分到葛店化工厂子弟学校教书,二儿子上子弟学校,小儿子上幼儿园。因为舍不得用电,家里点的灯泡光线昏暗,影响了孩子的视力。我们吃不起水果,武汉有个同学是工程师,请我们到他家做客,端上来苹果,我看他爱人把皮削成长长的一条,至今印象还很深刻。

有一次,小儿子生病,吴官正又去市里开会,不在家。我把孩子带到葛店化工厂医院,因为缺钱,只住了几天院,还没有治好,我们就把孩子带回了家。还有一次,二儿子在学校被楼上扔下的拖把砸中了头,鲜血直冒。我当时正在上课,得知后立刻把孩子送到厂医院,缝了好多针。因为我晕血,送到医院后,我也昏倒了。

1975年4月,湖北省委决定破格提拔吴官正任武汉市科委副主任。离开葛店化工厂时,买了两张床,带了两把竹椅和一个塑料袋。又过了一段时间,我攒了一点儿粮票,用粮票换了两把藤椅。有人说,你怎么能用粮票换?我说,实在没有钱,怎么办呢?粮票是攒的又不是偷的。现在,这两把藤椅还在江西。

五、当市长当面挨过五次骂

1983年3月,吴官正担任武汉市市长。上班骑自行车,早上花一毛五分钱在沿江小摊上买一碗热干面吃,穿的也很普通,经常穿的就是那身工作服。他常住办公室,中午在市政府食堂吃饭也排队,有时开会接待客人或工作晚了,没有赶上饭,就饿肚子。有人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说他负担很重,压力大,营养不够,这样下去身体吃不消。我做了一些他喜欢吃的菜,让秘书带到办公室,他怕影响不好,怕我耽误工作,没有吃,也不许家里再送饭。一直到现在,他三餐饭都很简单,走了三个省,后来又到中央工作,出差调研,一直要求吃工作餐。

刚到葛店化工厂,我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也穿葛店化工厂的工作服。后来,买了缝纫机,我就自己买布做衣服,冬天准备夏天的,夏天准备冬天的。他调武汉市科委后,我也调江岸区北京路小学教书,孩子也转了学。我送小儿子上市委幼儿园,老师见了我们都有些吃惊,没想到市科委副主任的家属会穿得这么寒酸。他当了市长,家里的条件有了一些改善,但由于我们双方的经济负担都比较重,生活仍然很艰苦。我下班后常到菜市场去买扒堆的菜,有时买上几十斤,晒干做咸菜。整幢楼几十家,就我们一家晒菜,而且晾在阳台上的被子、衣服破旧,连小偷都不愿光顾。

当时商品短缺,什么东西都定量供应,一人每月二两油,五人正好一斤,平时舍不得用,节约下来一罐子油,准备过年给孩子炸东西吃。他爱整洁,对孩子要求严格,看书学习要求坐得端端正正,每天晚上十点钟休息前,必须把书桌收拾得整整齐齐。每次他外出考察,孩子们都高兴得跳起来,说:“解放啰!可以睡个好觉了。”有一次,他没有通知我们突然从国外回来,到了家里,一看家里不太干净,拿起拖把就去拖地,把我攒的一罐油撞倒了,我心痛得不得了。

他对自己和家人要求很严,在葛店化工厂,本来可以分三室一厅的房子,他只要二室一厅的,还是顶层。当市长前,64平方米的房子,住了他的爸爸、我的妈妈、我们俩和三个小孩,共七口人。大约在1985年,市委办公室要我们去市委小院看了一幢房子,面积很大,也很漂亮。但我们考虑到家里没有什么东西,这么大的房子水电费很贵,特别是那里离我的单位比较远,乘公共汽车上下班,路上时间太长,没时间做饭,就放弃了这幢房子,一直住在天津路。七口人挤在一小套房子里面,上面一拖地,下面就像下雨,有时不知如何为好。老吴说:“莫做声,上面拖完了不就过去了吗?”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87年搬家到江西。

他当市长时,有一次,行政处长送来四五条小鲫鱼。我要给钱,他说是发的。我把鱼养在水盆里,官正回来发现了,大发雷霆,把我和行政处长狠狠地训了一顿。

他从不准我和孩子用他的车,顺路捎一段也不肯,也没有带我们出去玩过。有一年忘了过什么节日,我们发了中山公园的游园票,官正也到那里去参加活动。我们一起下楼后,他坐车走了,我带着孩子步行好几里路去公园。1986年5月,有一天半夜,大儿媳妇的爸爸打电话,说儿媳快要生了,要我找一辆车,送她到医院。我人生地不熟,又是晚上,到哪里去找车呢?提出用一次他的车,开始他不同意,我说:“去晚了,要出人命的,要不我交钱。”他才同意了。

有一次,他的叔叔来武汉找他给儿子安排工作。因为上清华时这个叔叔给过他钱,官正一直十分感激,但是吴官正还是讲:“我做不到。”叔叔伤心地哭了。叔叔的儿子后来留在武汉做临时工,一直没有找到正式工作。

大儿子结婚,因为家里没有钱,又没有房子,只能住在岳父家里。有一次不知怎么在岳父家闹别扭,就把东西搬到我家楼下,并对他爸爸说,我不愿再住别人家里,你是市长,给我找不到一间房子?官正只能做他的工作,动员他搬回去住。以后到了江西,二儿子结婚,官正专门给儿媳妇父亲的老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他帮助做二儿媳父母的工作,不要请客、不要收红包,请务必支持。三儿子结婚,是儿媳的父母把她送到家里的,正好是春节,放了几串鞭炮,一起吃了一顿饭,仅此而已。

官正确实脾气不好,但在武汉当市长时,他当面挨过别人五次骂,物价改革时最多一天接五六十个骂他的电话,也没有见他发脾气,但能够感觉到他压力很大。记得有一天傍晚,我正在洗衣服,有人来敲门,官正去开门,看见外边站着一个耳朵上夹着烟卷的人,很不客气地说:“我找市长,武汉的服务态度不好,商场、火车站、轮船码头都很差。”官正客气地说:“我没做好工作,明天就研究设法整改。”那人走了以后,他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思考怎么抓服务,一直到深夜。第二天,天刚蒙蒙亮,他就穿着旧军棉大衣出去了。后来听他说,在码头有一个挑着担子的人问他:“这是不是第十五码头的检票口?”他就带着那个人,拿着票询问工作人员。几个服务人员态度都很差,把他骂了一通,还拿着检票的剪刀在他脸前挥舞,他很生气,决心要狠抓服务态度。第二天,《长江日报》报道了这件事,管理该码头的长航领导要严厉处分那几个工作人员,吴官正知道后,写信给长航领导,说自己当市长的也有责任,对服务人员主要是加强教育,不要处分他们。他对我说:“我挨骂知道难受,许多来武汉的旅客花钱买气受,这一定要改,否则对城市形象和发展影响太大。”我觉得他说得有道理。

还有一次,他到市场去了解商品价格状况,售货员嫌他烦,不答理他。正好有个顾客买了一斤盐,要求包一下,服务员不理睬,他上前帮那人说话,服务员又推说没有纸,官正指着服务员身后说,那里有废报纸,服务员嫌他多管闲事,又训了他几句。刚好有一个干部来买东西,认出了他,说:“吴市长,您怎么在这里?”服务员才知道骂了市长。

有一段日子很紧张。有一家人在铁路旁边修了一幢房子,是违章建筑,要拆除,这家人不同意。去拆房子的同志就说:“这是吴市长的决定,为了火车站运行安全,这房子务必今日拆除。”其实这事他根本不知道。这家人兄弟好几个,声称要杀了我们全家。公安局将他们兄弟的照片发给了我家所住单元的每一住户,并要我和孩子躲在家里,不要去上班、上学。有一天,他们几兄弟真的上了二楼,二层住户认出了他们,对他们说,吴市长早就搬走了。那几个人找不到我们,又听说吴官正在北京开会,就追到北京去,幸好下火车后被北京的警察发现带走了。

在武汉有两次照相印象很深刻。一次是从乌泥搬到武汉,上了户口以后,他高兴得一口气跑回来,我们全家照了两张相片,算是庆贺。他调到市科委任副主任,周末我带着孩子们去市里看他,又一起照了几张相。当时孩子们衣服破旧,他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给他们穿上照相。

六、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

1986年秋,他调到江西当省长后,我在武汉准备搬家。白天上班,晚上整理衣物。因为是回江西老家,熟人多,为了顾面子,用节约下来的钱添置了衣柜、电冰箱和电视机,家里才有了一些像样的东西。武汉到南昌路途遥远,当时路况很差,赶到南昌的滨江宾馆,天已经黑了。官正不让在宾馆就餐,叫我们回家自己做饭。家里什么都没有,我只好又到商店去买锅碗瓢盆。摸黑到车里搬东西时,把缝纫机都压坏了。

我随调江西后被分到南昌市直属机关工委工作,每天坐公共汽车去上班,到得比较早,打开水、扫地、擦桌子,与同事们相处融洽。在担任工委领导期间,想方设法为干部职工解决了一些实际困难,大家的积极性提高了,单位活力增强了。

他到江西后,连续三年在赣南过春节,要求赣南借鉴广东、福建的经验,进行改革开放试验,并建议赋予省一级经济管理权限。赣州地委、行署开拓能力强,工作力度大,经济开始活起来,群众也得到了实惠。

他对家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很严,达到了苛刻的程度。平时不能在外面乱交朋友,不能在外面吃饭。每到地市检查工作,都交代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能买便宜商品,不能收人家的东西,吃了饭要交钱。出差回家,没带过任何东西。返回省城之前,总要司机将车后备箱打开,看一看有没有装什么东西,还问秘书交了饭钱没有。在江西时,有一次司机告诉我,有人把一斤茶叶放进车里,让他们在路上喝,官正知道后,将司机训了一顿,把茶叶退了回去。还有一次,到一家筷子厂视察,临走时,厂里拿了四扎筷子(一扎十双)给秘书,秘书不敢收。那人说,又不是什么值钱东西,怕什么?秘书实在推辞不了,把筷子放进了包里,官正在远处看见了,快步走过去问秘书:“你拿了什么东西?赶快送回去。”秘书挨了一顿狠批。官正有两个中学时的同学,趁他到北京开会,找到省政府一位副秘书长,说自己是省长的同学,要求调到省政府工作。官正回来后知道了,对秘书长说:我的亲戚、同学都不要到省政府办公厅来工作,请做好他们的工作,务必今天退回,否则找你负责。

在江西的时候,正省级干部家里几乎都装了空调,但官正一直不准我们家里装。一天,一个省委领导带了空调和工人来到家里,说要装空调,我说:“官正不让装。”那位领导说:“别管他,就说我说的,装!”这才装了空调。因天气热,小儿子到我房间打地铺,我们睡着了,官正就把空调关了,又把我们热醒了。

有一次我阑尾炎发作,官正叫警卫员把我送到医院,先住八个人一间的病房。手术后按惯例搬进一个小观察室。医院的副院长是我的同学,第三天,他来到观察室,告诉我说,省长打电话嘱咐,不能因为谁是他的家属,就给予特殊照顾。

他搞调查研究,不希望下边事先有准备,担心弄虚作假,往往事先不打招呼,走在路上,突然提出去看一个地方。有一次去一个地级市考察,在半路上提出去某烟厂看看,进去一看,厂里乱七八糟,地上到处都是烟,浪费很严重。他叫来厂长,要求尽快拿出解决方案,限时整顿好,晚上要安排人员值班,有负责人带班。他走后,烟厂以为没事了,根本没任何行动。谁知他半夜带着秘书又回到烟厂检查一看值班人员在睡觉,没有一点儿整改的迹象,就发脾气把厂长叫来训斥:“你到底能不能做事?不行就换人。”把厂长急得直冒汗,这个厂长从此吸取教训,工作有了起色。

七、“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

他出身贫寒,对群众的疾苦感同身受。走到哪里都很重视信访,强调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尽可能解决。他多次对接待人员说,群众上访是对我们的信任,是我们没有把工作做好,你敢保证自己的后代今后不上访?在山东时,我们住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每天早晨散步,多次看到有人跑过来,递上访信喊冤,他总是让警卫员收下材料,责成有关部门调查处理。有一次,他在门口看到一个人提着一个包,以为是来上访的,就主动问人家,是不是有什么问题要反映,那人说没有,把我们都逗乐了。

他是从小学读到研究生毕业的一个穷学生,对困难学生非常同情、格外关心。一到江西上任,他就对教委的负责人讲,一定要帮助困难学生渡过难关,决不允许一个贫困大学生因经济原因辍学。他多次把自己的稿费寄给困难学生,2007年我们回江西,到永新县时,有一对年轻夫妇来看望,其中一个就是他曾经资助过的学生。

1997年春,官正从北京开完“两会”,刚回到江西三天,中组部就打来电话,说有事找他,让他马上去北京。他当时正在主持省委会议,当晚没有火车、飞机,只好第二天一早赶到北京。回来后才知道中央要调他到山东任职。他请了五天假,带着全家到乌泥、余干、鄱阳去告别。他对亲属说:“对不起,没为你们做任何事,请谅解。”要我给部分亲属送了些钱和礼物。三天后,就匆匆赶到山东上任去了。

他的工作担子重,压力大,家里的事过问不多,孩子们的事也很少管。他离开江西时,对我们讲了三句话:第一,我走了,你们好好过老百姓的生活;第二,不要去找人,更不要去找领导办什么事;第三,好好工作,遵纪守法。他走后,我们确实遇到了一些困难,都尽可能自己克服。

他一到山东就一边工作一边调研,吃饭还是过去的老习惯,坐下来就吃,有时还没等热菜端上桌,吃点凉菜就走人。陪同的领导有的还没来得及吃饭,只能饿着肚子,以后他的这些习惯传开了,吃饭时陪同的同志也就不汇报工作了。2000年胶东干旱缺水,他到烟台、威海调研,连续几天舍不得洗澡、洗衣服。

他在南郊宾馆职工宿舍楼要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水泥地板,采光较差,我们在那里住了将近六年。从江西到山东上任,他带着锅碗瓢盆,准备自己开伙做饭。刚开始他水土不服,对烟过敏,加上工作辛苦,头发掉了不少。后来我辞职到山东照顾他,家离菜市场较远,我几天买一次菜,提不动的时候就坐在路边休息,下雨时一手提菜,一手打伞。极少有人到家里来,过年过节也是如此。我做完家务,闲着没事,就在家里唱唱卡拉OK,有时候打打太极拳。

出现紧急情况,他总是深入一线,靠前指挥。记得有一次抚河涨大水时,他带领干部在堤上抢险,洪水离堤顶只有几十公分,走在堤上都有晃动的感觉。有的同志劝他回去,担心危险,他说:“我心里有数,洪峰很快会过去,要死我先死。”他一直从下游往上游走,走了十几公里,水开始退了,大家很高兴,总算挺过来了,不用分洪了。有次鄱阳湖洪水泛滥,他还乘着汽艇,冒着风浪,靠前指挥。陪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捏了一把汗。有一次江西有个地市发生火灾,他当时正在养病,半夜听到报告,立即赶去现场指挥灭火。还有一次,一个地方的几个武警战士,偷了步枪、冲锋枪,逃到青岛,躲在居民房里。官正到公安厅指挥中心,了解情况,商量处理办法,请他们的父母与他们通电话,做思想工作。他嘱托有关部门,建议对带头作案的一定要依法惩治,其他几个要依法从轻,因为他们都还是孩子。 

2002年年底,他到中纪委工作。他对我和孩子说:我当中纪委书记,是中央对我的信任,你们要一如既往严格要求自己。有一年,中直机关号召节约用电,他要求家里尽量少用电器,让秘书到家里把一个冰箱的电源都断了。他很爱惜衣服,十多年的衣服还穿在身上,孩子给他买衣服总被批评。我给他买衣服有时也先不告诉他,在箱子里放一段时间再取出来。他从来没有与我去商场买过东西,除了每月理发用几块钱之外,基本不用钱。

有一次,他生病住院,急着要出院去出差,儿子请秘书向中纪委机关报告。中纪委有个领导听说他住院了,来医院探望。领导走了之后,他问是谁讲出去的,然后把秘书批评了一顿。我说:“是我让秘书给中纪委报告的,让你休息是医生的意见,你应该采纳。”

八、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

十六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告诉我,中央主要领导找他谈话,问他个人有什么想法?他说已很满足,感谢中央多年来的培养、教育、信任和重用。领导要他谈具体点,他说:“要么留在山东再干两年书记,要么到全国人大安排个副职。”领导又问:“就这么多?”他回答:“就这么多。”我说,要是我的话,就回答服从组织安排。他说,不能那么讲,会让领导感觉有个人要求。十七大召开前,有一天他对我说,要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我听后一愣,随即问了一句,他以为我不理解,说自己是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已经快六十九岁了,现在不退什么时候退?我们需要年轻的同志到重要岗位上锻炼接班,这么大的国家,不能出问题。他退下来之后,从未到原来的单位去过,也从未过问原单位的工作。

不少人问过我,老吴为什么会有今天的成绩。我说从大处讲,是党的培养、人民的哺育、同志的支持。说到个人原因,我认为,他很小的时候就立志走一条不同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人生道路。他小时候家里太穷,生活太艰辛,受过压迫和欺侮,一心想改变那种状况,只能发奋读书。这是他立志求学的最初动力。为了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抱负,他不但要读书,还要考取全国最好的大学。其实,他小学阶段只读了三年,十二岁直接上小学四年级,跳了那么多级,还能一步一步赶上来,因成绩优秀被保送鄱阳高中,是真尽了力、吃了苦的。他有好的天赋又能严格要求自己,有很强的毅力和恒心,常十分认真地对我说,穷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缺德,最可怕的是自己。我觉得,这是值得孩子们学习的地方。

他年轻的时候就被提拔到重要岗位,很珍惜组织的信任,对自己严格要求,近乎苛刻。长期在岗位上拼命工作,干任何事都一丝不苟,刻苦勤奋已经成为一种习惯。退下来后仍然每天很早起来看书、做笔记,有时也写一些东西。最近他花了许多时间看马克思传和回忆马克思的文章,感触很深。他说,认认真真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及回忆文章之后,感到在伟人面前自己十分渺小,对许多问题还只是一知半解。

他总是感念组织对他的关怀,常说是党和政府救了他的命,教育了他,培养了他,共产党是他的大恩人。可以看出,他对党和人民赤胆忠心,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对改革开放信念坚定。我认为他是一个言行一致、表里如一的人。

我和老吴一起走过了五十多年,对他的学习和工作全力支持。我有时也在亲情、友情和原则之间左右为难,最后总是按他的要求站到了原则一边。我对他那么严格要求也是理解的。老吴常与我讲,虽然我们吃了不少苦,但这也是一笔财富。我觉得,正是因为老吴年轻时吃了许多苦,他才有今天!我们的生活只是一个特殊发展阶段的缩影,和我们一样甚至比我们过得更难、更苦的也大有人在。如今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丰衣足食,教育、医疗条件也有很大改善,今天的生活来之不易。我长期从事教育工作,改革开放的历程也是一本大教科书。我在改革开放中受了教育,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这么多年来,无论是教书、下放劳动还是在机关工作,有无数的人关心过我、帮助过我、支持过我,没有他们,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回忆这些东西不是要留下什么,而是希望后人了解我们过去曾经有过的那段艰难经历,从而能够关心和理解群众的疾苦,更加珍惜现在,更好地向前看。希望他们在任何时候都忠于党、忠于人民,绝不忘本,多做一些有益于国家、社会和人民的事。这是我的愿望,也是老吴的愿望。


PS:

本书还有一篇《我的求学之路》,其中一段介绍了吴官正的名字由来:

我的家乡是江西余干县乌泥村,1938年农历八月二十五日约下午3点,我出生了。在我出生前,因村里一户恶霸家的人把脏水泼到我祖母身上,叔叔来水一气之下动了手。那家知道我叔是一个不要命的人,就恶人先告状,上县城打官司,告我叔打人。结果判我叔赔他家18担谷子,否则就坐牢。万般无奈,我叔就去卖壮丁,卖了18担谷子,顶人去当兵。我出生后,父母请来水叔叔给我取个名字,他想了一下不无感慨地说:“本来是我有理,到头来却输了官司,我看就叫‘官正’吧。”不久,叔叔随部队开往湖南衡阳,不到半月,不幸染上霍乱死了。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