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文凭,却是300年来全中国最博学的人,他的名字还有很多人叫不出来

1926年,清华园的过道上走来了一个被学生戏称为“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

他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带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

别看他在生活上不修边幅,对教书这件事却有着宗教般的虔诚和仪式感。

去课堂授课,他不但用双层布缝制的包袱皮包裹着那些线装书,而且还把包袱皮的颜色根据书的种类区分开来。

佛经、禅宗的书一定是用黄包袱皮包着,其他课程的书则用蓝包袱皮,非常精心细致。

1

收获人生中第四等爱情

他叫陈寅恪(chén yín què),字鹤寿,湖南长沙人,祖籍福建上杭。

都说富不过三代,而寅恪一门,却三代尽得风流。他的祖父陈宝箴是清末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父亲陈三立是清朝著名爱国诗人,清末“四公子”之一。

说是老先生,但陈寅恪来到清华园时,只有36岁,却已经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虽然陈寅恪长期游学欧美,学问博大精深,但在国内却是“无名望,无著作、无学位”的“三无”学人。

陈先生的侄子陈封雄曾问他:“您在国外留学十几年,为什么没有得个博士学位?”

陈先生回答:“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

他对学生们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由此,清华园的师生很快就折服于陈寅恪的学识。

每每他开课,慕名前去的学生挤满了教室,常常还有别的教授过来旁听。

因其身出名门,而又学识过人,“北大舵手”郑天挺教授赞誉陈寅恪是“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在当时的史学界,陈寅恪的学问可以说是最高峰,会十几种语言,研究贯穿文史,每有见解必不凡俗。

当年鲁迅把吴宓骂得狗血淋头,对陈寅恪的“古董”文章却很难得地保持着沉默。

不知道是因为与陈寅恪家族友好的原因,还是学力不逮、不敢妄评,反正终生未见微词,这在脾气不好的鲁迅来说,几乎是一个特例。

当年的华北学术界分成两派,一派是本国培养的学者,另一派是有留学经历的。

本土派认为,洋派不懂国情,你的学问再高,也是隔靴搔痒,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留洋派就觉得本土派太迂腐,眼光太狭,不掌握现代化的工具,因而两派互相瞧不起。

但不管是哪一派,谁都不敢瞧不起陈寅恪,这在学术界堪称传奇。

陈寅恪虽然不解风情,却曾对友人吴宓阐述过非常独特的“五等爱情论”:

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

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

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

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

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他关于“娶老婆”的一些言论也广为人知:“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

“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

在他看来,如果志向不在学术和事业上,而一心只求得娇妻美妾,是很愚蠢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他一直不把婚姻大事放在心上。父亲陈三立从好言催促,到厉声警告“尔若不娶,吾即代尔聘定。”

然而爱情总会在不经意间悄悄降临。

一次闲谈中,同事偶然提到曾在一位女教师家中,看到墙上悬挂的诗幅末尾署名“南注生”,他不知“南注生”是何人,特向陈寅恪请教。

陈寅恪略显吃惊,沉吟一会儿说:“此人定是灌阳唐景崧的孙女,住在何处?我要去登门拜访。”

唐景崧曾任台湾巡抚,在中法战争中屡建功勋,是位爱国将领。她的孙女唐筼自小读书,毕业于金陵女校体育专业,后执教于北京女高师,曾是许广平的老师。

因母亲难产去世,唐筼自幼便随着养母去了苏州,后又来到天津的北洋女师。因养母任北洋女师范学堂的舍监,唐筼随之入学,成为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

她能诗会画,能唱会跳,书画水平据说曾得多位大家赏识。

经同事的介绍,陈寅恪与唐筼相约在中央公园里见面。在公园里等候的唐筼细心地发现,远远走过来的这个人走路的姿势微跛。

在谈话中,陈寅恪告诉她:自己的足部有多处鸡眼、胼胝,这与早年留学时经常穿着不合脚的硬皮鞋有关。

她被他的学识和真诚打动了,两个人相见恨晚。很快便举行了婚礼,收获了他口中的第四等爱情。

当时陈寅恪三十八岁,唐筼三十岁,即便放到当今时代,也足以称得上是:剩男剩女了。

陈寅恪全家福

2

辗转飘零中见真爱

唐筼婚前不识柴米,但作为一个书呆子的妻子,她只好学着下厨、养花、种菜、带孩子,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

唐筼在大女儿出生时,原先的心膜炎诱发为心脏病,几乎撒手人世。

1937年,日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陈寅恪一家也同所有难民一样开始了一段艰难岁月。

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

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

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给了他非常大的打击。

他们拖着三个孩子,大的九岁,小的才四个月,由北平、天津、长沙、梧州,最后漂泊到香港。

其间在济南车站上车时,一家人是从车窗口爬进去的,其狼狈之状惨不堪言。

在香港的岁月,陈寅恪还坚持在云南西南联大教书。唐筼在香港心脏病复发,幸得许地山援手才得以获救。但因经济窘迫,他们一家居无定所,四年内迁家六次。

1939年春天,英国牛津大学向陈寅恪伸出了橄榄枝,聘请他去做汉学教授。是年夏,陈寅恪来到香港和妻女会合,准备迁往英国。

不巧的是,逢二战全面爆发,他也只能滞留在香港“孤岛”上。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香港以后,当时生活物质极端困窘,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要他们不可麻烦陈教授,军部行文香港司令,司令派宪兵队照顾陈家,送去好多袋面粉,但宪兵往屋里搬,他们夫妻往外拖,就是不吃敌人的面粉。

后来,香港日人以日金四十万元强付陈寅恪办东方文化学院,陈寅恪坚决拒绝。

随后只好带全家仓促逃离香港,先后辗转任教广西大学、成都燕京大学。

哪里料到,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

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

3

她是他的眼

战争环境中的颠沛流离,物质生活困顿,劳作辛苦,陈寅恪眼疾日益恶化。

此时,他的右眼已经视网膜剥落而失明,左眼也仅剩一点点微弱视力。成都电力供应不足,灯光昏暗,又时不时停电,陈寅恪备课与写作都十分吃力,就连学生的考试分数,也只能让大女儿流求帮忙誊到成绩单的表格中。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目光朦胧之中,他竟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

每天上课,他都先在黑板上写好要讲的重点,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着眼睛开始讲课。

他在课上也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停下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陈寅恪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4年12月12日,成都的清晨雾浓阴冷,陈寅恪突然眼前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

这时候他想到的第一件事,竟是打发大女儿流求赶紧去通知学生今天上不了课了。

原来左眼视网膜也剥落了,在存仁医院住院期间,学生们轮流在病房值班照顾,让陈寅恪大为感动。他对前来探望的燕京大学代理校长梅贻宝说:“未料你们教会学校,倒还师道犹存。”

1945年,陈寅恪手术失败,遭遇人生最大的打击,双目失明了。

1946年4月,重返清华园新林院53号,陈寅恪已是盲人教授。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

学生早早来坐好,等助手黄萱敲钟,穿好长衫,戴好帽子的陈寅恪就拄着拐杖慢慢走到藤椅前坐下,开始讲课。

壮年目盲,陈寅恪顿时陷入生不如死的痛苦中,唐筼拖着病体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

胡适在日记中写道: 寅恪遗传甚厚,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

为给体弱的陈寅恪增加营养,唐筼买来一只怀胎的黑山羊,母羊生下小羊后,她学着挤奶。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

漫天硝烟的流离乱世,他们数度搬家,据其女儿的回忆,唐筼除了“照顾失明的父亲生活起居外,还担负起书记官的任务,随时记录父亲要写的书信、诗作等”。

在香港时完成的《唐代政治史略稿》,就是两人共同誊写的,前半部分为唐筼誊写,后半部分为陈寅恪所写。

1953年,郭沫若以学界领导人的身份邀陈寅恪进京一同共事,陈寅恪拒绝了,很使郭沫若感到不舒服,于是公开宣布要在不长的时间内在资料的占有上超过陈寅恪。

陈寅恪可以“不问秦汉”地治史论学,但郭沫若却不能不屑陈寅恪的存在,从而使被尊为“新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被称为“旧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形成了一种无形相对峙的态势。

1962年,陈寅恪在家洗漱时不慎摔倒,导致右腿股骨骨折。更糟糕的是,随后的保守治疗导致其股骨再也无法长合,此后余生只能长卧于床上。

陈寅恪暮年曾对身边的人说:“一个人没有了眼睛等于没有了百分之五十的生命,没有了腿,等于连另外的百分之五十也少了一半。”

中年瞽目,暮年膑足,命运带给一个自负、自傲与清高的生命,是怎样的一种凌辱!

在那段风雨漂摇、贫病交加的岁月,唐筼亲历亲为,甘为丈夫遮风避雨。她以孱弱的身躯抵挡密集的箭矢,为他争得一片稍可喘息的空间,而自己的心脏病也日趋严重。

失明之后,陈寅恪仍坚苦卓绝,锲而不舍,穷十年岁月,用口述的方式,完成了85万字的《柳如是别传》。

有时为了第二天一个要修改的小地方,陈寅恪一夜都不敢睡,一直牢牢记着,直到助手黄萱第二天清晨来叩门。

一个双目失明的人在十余年的瞽者生涯里写出近百万字的著述,这在古今中外学术史上都是一个奇迹。

黄萱曾感慨地说:“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钧稽沉隐,以成此稿(即《柳如是别传》)。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

他视妻子为生命中的第一知己,每完成一部著作,都请她题写封面。不轻易赞许人的陈寅恪,也不禁为她写下“织素心情还置酒,然脂功状可封侯”的诗句。

4

生死相依亦相随

与失明相比,陈寅恪晚年的命运就更让人揪心了。1966年,已经无法下床的陈寅恪,没能逃过一场旷世的劫难。

“文革”开始,陈寅恪被扣上诸多高帽子:“牛鬼蛇神”、“封建余孽”、“死不改悔的走资派”。

陈家居住的校园内东南区一号楼被大字报覆盖,远远望去如同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望之令人恐怖惊悚。

接下来,大字报由楼外糊到了室内,门脸、衣柜、床头,甚至陈寅恪的衣服上皆由大字报贴盖。面对此情,唐筼曾发出了“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的哀怨。

面对如此境况,这个双目失明的瘫痪老人已经无法下地,不能动弹,只能被抬着出去批斗。

刘节时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时,每年春节都要去老师陈寅恪家里叩头行礼。

学生要斗争陈寅恪,刘节拦住,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刘节于是自愿代寅恪受批斗。

红卫兵问刘有什么感想,刘答道:“能替恩师受批斗,是我一生的光荣。”

不久陶铸被批斗,红卫兵问他为什么庇护寅恪,陶正色回答:“你们如果有陈寅恪的水平,我也那样对待你们。”

唐筼伸出干瘦的臂膀,守护着他,守护着风雨飘摇的家。他的各种“声明”“抗议书”,所有“交代材料”,全出自她的手笔。

她深知丈夫的价值,不希望他垮下去,竭力搀扶着、鼓励着他。

陈寅恪发牢骚:“人间从古伤离别,真信人间不自由。”

她便化解道:“秋星若解兴亡意,应解人间不自由。”

后来,他们一家被扫地出门,迁至一所四面透风的平房居住。此时,“寂寞销魂人”的陈寅恪,衰弱得只能进一点汤水类的流食。

凄凉无助中,夫妻相对而泣。而唐筼的心脏病日趋严重,几近瘫痪,又屡屡被“革命小将”乱拳打倒在地。

陈寅恪本来就严重失眠,晚年更是疾病缠身,在长达两年左右时间里,平时就要靠安眠药帮助入睡的陈寅恪被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所包围。

造反派每当召开批斗会,便将几只高音喇叭直接吊在陈宅的屋前屋后,有时甚至将小喇叭吊到陈寅恪的床前,说是“让反动学术权威听听革命群众的愤怒控诉”。

陈寅恪肉体和精神上的痛苦可以想见,他以煎熬着的残病之躯挺立着,超越了生理的极限。

面对着爱妻,陈寅恪认为她可能将先于自己而去,故怜夫人之悲苦、叹命运之不公,留下了生命中最后一曲挽歌《挽晓莹》:

涕泣对牛衣,卌(xī,四十)载都成肠断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走了。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有泪不断流淌。

陈寅恪死后,唐筼出奇地平静,甚至没流下一滴泪。

她没有让他等多久,四十五天后,她追随他而去。

她有严重的心脏病,大半生靠药物维系生命,停药十余日,生命就可结束。

陈寅恪与唐筼相继逝世后,二人的骨灰先是寄存火葬场,后寄存银河公墓,因“文革”问题一直未能真正平反,各地政府不愿接受寅恪先生的遗骨。

直到2003年才与夫人合葬于江西庐山植物园,是为陈寅恪墓,墓碑旁一大石上由著名画家黄永玉镌刻陈寅恪终生恪守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从此,一代国学大师在去世24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胡适在1937年2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季羡林那时还是专修德文的学生,也选修了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他回忆道:“读他的文章,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无法比拟的享受。”

北京大学代校长傅斯年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胡适对他评价:“陈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

狂人刘文典教授对陈寅恪推崇备至,说西南联大只有两个半教授,陈寅恪排第一。

梁启超甚至说: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总共著作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END

来源公众号正反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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